在他的眼里虽然不认同杨秉此举，认为为官重要的乃是德行，可是却也能够理解杨相公为何如此做。
不过是为了树立新风，培养出大批的实务的大臣，在告诉朝野上下朝廷用人重才甚于重德，所以那些浊流的官员也纷纷效忠其下。
正所谓投其所好，有人喜欢美酒，有人喜欢佳肴，自然也有人爱好美人，一些钻营取巧的官员，就会为了投其所好。
可是如今杨秉喜好的是有才干的大臣，那么他们自然会为了倾尽全力的为了政绩。
无能和懒惰从来都不一定同浊流所挂钩，甚至有些官员明明德行不高，却也能够同百姓同吃同住，宵衣旰食的拼着政绩，他难道是为国为民吗？不，他是为了自己的政绩罢了！
可杨秉并不在乎这些，如今的大宋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每个关键的地方都需要有人把持，做好自己的螺丝钉，他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只要能够办事他就重用！
你若是贪污违法，那么不好意思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偏袒，而不会因为你的名望或者你大儒的身份，就会对你予以重任！
而杨秉这种做法，看起来不过是维护的乃是一个公平，但是在士大夫眼里这就是异端，因为他将才高过了德，往大了说你就是认为术高过了道！
放着那些饱学之士的鸿儒不用，偏偏起用私德有亏的人。
胡瑗同大多数的文人一样，认为此举有些不妥，他是一个在道德品行上近乎吹毛求疵的人，他认为为官者需先得有风骨，后需得有才能。
同样他的思想又不迂腐，他认为的文人的文章需要经世致用，可谓是同杨秉所提出的思想二者不谋而合。
可是从根本上两者却有一个根本的差别，他认为官员以德行作为标准，而杨秉认为以法作为标杆。
身边的人也只能拱手，既然胡瑗已经下定了决心，他是如何劝恐怕都无法改变其心意了。
有的人会权衡利弊，而有的人却坚守己心。
朝中的大臣多是保持缄默，毕竟虽然官家并没有明说，但是却下令让杨秉在国子监讲学，这何尝不是在站台。
杨秉那是立下当世一门显学之人，而且还是一位朝中的中枢重臣，乃是大宋的枢相。
还有年轻之时到如今，都可以从过往政绩来看都是一份无比光鲜的答桉。
这样的人物千百年后都是会留存青史的人物，试想一下就是这样的人物，背后还有官家亲自站台，一个人的力量能够与之相争吗？
不能，所以才会引起文坛震动，而之所以赵祯在其中留下来了许多的时间，所为的就是待事件持续发酵。
当初本想直接在国子监表明，可是杨秉的那番话让他改了自己心里原本的想法！
因为杨秉的自信改变了他心中最初的坚持，决定在天下的鸿儒名士前定下如今大宋的最新的官学。
他要昭告天下，如今大宋需要什么官员，天下的读书人需要向着何种方向而前进。
胡瑗一个人独站立在桉桌之前，在桌上还有一份笔墨未干的纸张。
上面赫然写着三个大字“体，用，文”。
这是他对于圣人之道的诠释和总结，这并非是自己已经走到了大道的尽头，抵达大道的人说不出，走在大道之上的说不清。
“体”是“内圣”根本原则，属于形而上学范畴；
“用”是将这些原则运用到外王之上；
“文”指记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的载体。
这就是他的明体用之学，重整纲常，弘扬道德名教，返本修身。
若是论学问如何能够立住跟脚，如杨氏心学为何能够在大宋流传甚广，能够成为显学。
那是因为其跟脚和道统，以“精一之传”为宗旨，此道始于尧舜禹之十六字心法，经孔颜孟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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