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帅路博德。
裨将李陵。
大农令桑弘羊。
奉车都尉霍光。
全军各个校尉曲部……
现在他可以凭借太子身份去名正言顺的指使他们，这可不仅仅是刘彻赋予他的权力，也是祖宗法理赋予他的权力！
这对于他来说的确算是个不小的惊喜。
原本他只是预计刘彻看到那封奏疏之后，可能会默许他在西域继续滞留一段时间。
他的“以退为进”，自然也是做戏给刘彻看的，为的还是尽量不刺激刘彻，力争永远都不与刘彻正面冲突，至少不引发刀兵之灾。
因为无论从任何角度去考虑这件事。
都不难发现一旦这样的冲突，都只会是亲者痛仇者快的结果。
而且这也绝对不符合大汉的国家利益，国祚必受难以想象的动荡，最终受难的只能是大汉百姓……
诚然。
兴，百姓苦。
可若是亡，百姓只会更苦！
起码在刘彻这一朝，推行的那些经济政策有着不少可取之处，无论是“盐铁官营”，还是“均输平准”，甚至是“告缗算缗”，设计初衷都是“与商争利，不加民赋”，只是被下面那些虫豸执行歪了，而并非那些虫豸叫嚷的“与民争利”。
或许有人还不了解大汉的商业模式。
刘据穿越至此这些年，基本已经了解了一个通透。
经过此前的“文景之治”，大汉的商业经济的确空前繁荣，但受限于这个时代的信息与交通水平，这个时代的商业模式其实说白了不过就是官商勾结的地方垄断。
就拿此前被刘据拉下马的大农令孔仅和大农丞东郭咸阳来说。
这二人一个是齐地的大盐商，一个是南阳的大铁商。
在大汉，除了分封下去的耕地，所有的山川河流都归少府管辖，是汉室刘氏的皇室财产，文帝为了发展经济，首开先河允许将其中的部分资源矿产交由私人开采。
而孔仅和东郭咸阳，以及许多大商人发家都在这个时期。
他们便是通过贿赂拉拢之类的手段，拿到了这些资源的开采权，垄断了这些地方的经营权，开始使用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操纵市场等手段迅速积累起了海量的财富。
资本都有一个特质，那就是亘古不变的自我毁灭倾向。
为了利益，哪怕是永远都消化不了的利益，资本也依旧孜孜不倦的掠夺，哪怕明知前面已是完整深渊，也无法停下脚步，直至带着与其有关的一切一同毁灭，包括统治者手中的政权。
而大汉的富商巨贾们也是一样。
刘彻恐怕不仅仅是为了筹集征伐匈奴的军饷与封赏。
他定是已经看到了其中的凶险，才会不惜背负“与民争利”的骂名，也鼎力支持桑弘羊推行那些政策，发起这样一场“革命”。
这就是刘彻的智慧。
他纵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也依旧不失为一位具有远见的大汉掌舵人。
后世也证明了他的远见。
在他驾崩之后，霍光独揽大权，虽然发起了一场针对桑弘羊的“盐铁会议”，但却始终坚持着刘彻与桑弘羊的经济政策。
这才有了后来的“孝宣中兴”。
如此其实不难看出，如果刘彻不是驾崩的太晚，又或是在漠北之战之后，刘彻再未发动战事，尤其没有任用李广利之后的数次大败，直至将大汉精锐骑兵全部葬送在大漠之中。
这场“孝宣中兴”说不定能够提前数十年。
而史书中评价刘彻时，说不定也会用上“圣君”二字，而不是时常将他的晚年拉出来做反面典型。
刘据此刻正在做的事。
虽有自己的私心，但又何尝不是在挽救刘彻的声名？
这又何尝不是一片孝心？
……
于是。
不久之后，刘彻接受御史大夫倪宽、大中大夫壶遂、太史令司马谈等人的建议，历纪坏废，宜改正朔，颁《太初历》，改年号为太初元年。
而刘据复立太子之后，也正式开始大展拳脚。
太初元年五月。
身毒国加入“西约”，遂派使者前往长安递交臣服国书，请求刘彻赐予印绶。
太初元年九月。
大夏国加入“西约”，遂派使者前往长安递交臣服国书，请求刘彻赐予印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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