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倍于基本田的田税，这可不是小数目。
这样一来，那些大地主大豪绅的利益，自然是极受损害，甚至可以说，李啸这样的做法，相当于是在逼他们与官户做对了。
听上去，这象是在官逼民反，或是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
只是李啸有这么傻么？
当然没有，因为，他在给压力的同时，也在给他们出路。
那就是，他在告示中明确指出，若这些大地主大豪绅感觉负担不了这样大额的田税，可以将这些富余田，向官府抵押折现。
而官府在收购这些多余田时，亦不会就此压价，而是会派出公证人员，监督官府以比市价高出一成的价格，进行土地收购。
现在的李啸，财源广进，金银颇丰，对于收购这些土地的财力，根本就不在话下。
这种给了具体出路的做法，李啸认为，可以大大减少这些大地主大豪绅的反抗烈度，从而让他们不至于与官府一味顽抗到底。
而且李啸这样设计如此之高的田税，其实还堵住了这些大地主们，另外的一条对官府的冷暴力对抗之路。
那就是，如果李啸对这些田土定的税额，仅设定为基本田的两三倍的话，那这些大地主与大豪绅，当然可以将那些富余田，全部改种桑树或棉花，通过这样的经济作物的高额利润，来抵消李啸增加的大量田税。
因为，现在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已然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带动了极其旺盛的生丝需求，以及织布用料。种桑种棉的收益，远远高于种稻的收益，整个江南地区，各类土地也早已由种米向种桑蚕逐渐转化。
明朝江南的粮食产地，集中在吴淞地区，而这一地区也同是丝绸的产地，这就出现了桑稻争田的矛盾。桑蚕业有推动了纺织业，纺织业发展最终演变为城镇化和资本主义萌芽。
蚕桑和丝织业中心，基本集中在江南一带，且分布较广，诸如太湖流域和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都开始大量出现丝织业市镇。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象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原为一个荒村，弘治初年居民也不过五、六十家，可谓荒凉而普通。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当地居民，开始大量从事丝织业，到嘉靖年间，就已发展成市，至万历、天启间，则更是成为全国闻名的丝业巨镇。
据当年欧洲传教士记载，仅松江一地（现上海和苏州）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纺纱工人，这个庞大的数字，几可与早期进行工业化的英国相媲美。
这样的转变，从人类的趋利性角度来讲，其实很好理解。
一家农种一亩田，如果是种稻，得米三四石，不过三四两银子，若是种桑养蚕，得丝一担，就是三十几两银子，即使朝廷收米为税，买米上缴，就他个人而言，收入也远远高于种稻。这样，自然而然，他就会转向种桑蚕。
而这样的城镇化，则导致明朝江南的粮食逐年上涨，当然，相比种田，江南地区人民的收入，也对应上涨，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大的危害。
只不过，这粮食涨价的幅度，却是越来越快了，最终达到了民众难以忍受的程度。
在明史研究的全国米价表中，17世纪20年代的平均米价，已达到了17世纪10年代的1．6倍，显示出了急剧的上涨趋势。而人民的收入增长，则是远低于此数。
人是铁，饭是钢，收入不增，这粮食却还是得吃。那么，没有钱，吃不起，怎么办？
那就抢呗。
崇祯时期，仅在苏州和松江府等地，就多次爆发抢米风潮，抑或者抗租，还有人起义造反。
看明史记录，崇祯11年8月，洞庭东山的盗贼谋划起事，被巡抚都御史张国维镇压，后来余党又再次起事，仍然被制伏。
同年11月有奸恶借蝗灾为谣，讹言倡众抗租，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千余人聚集焚庐劫资，终被知府牛若麟镇压。
崇祯13年6月，苏州府城发生抢米暴动。
崇祯14年正月，苏州府城的市民暴动抢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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