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史学名著《绥寇纪略》对逝去的皇帝崇祯皇帝给予高度的评价，大意是：皇上焦劳十七年，作风恭敬俭朴类似弘治皇帝，英毅果断类似嘉靖皇帝。处理公务机敏迅速，手不释卷，喜好读书、写字，书法逼近欧阳询，有文武才，善于骑射，力挽强弓，每发必中。他勤于朝政，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疲惫不堪才休息。上朝时仪表端庄，给人留下目光端正，姿势庄重的感觉。这样一位恭敬俭朴、英毅果断、能文能武的君主，落得个亡国的下场，不免令吴伟业这样的遗老遗少嗟叹不已。
《甲申传信录》在“睿谟留憾”的标题下，如此评价崇祯皇帝：英毅果断，继承万历、天启的政治遗产，拨乱反正，革除前朝弊政，打击邪党，励精图治，勤于朝政，希望出现中兴之治。然而边疆战事频发，中原内部空虚，饥馑连年，盗贼横行，拮据天下十七年，王朝覆亡，以身殉国。
呜呼！如此英明睿智的君主，十七年宵衣旰食，从来不曾开怀舒心，留下多么大的遗憾啊！该书写这些话的时候，崇祯皇帝已经死去，用不到拍马奉承，这是野史以秉笔直书的笔法，为后人留下一段信史，应当是可信的。事实确是如此。
崇祯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烂摊子，边疆武备废弛的许多积弊，百姓生活的长久贫困，官场陋习的陈陈相因，都必须面对。所以他经常举行御前会议，当时称为“召对”。
这种召对极为郑重其事，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御史，以及翰林院、锦衣卫的官员，都得参加，内容是商榷国事，改革积弊，推行新政。因此，他成了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罕见的勤劳皇帝。
朱元璋大小政务都要亲自处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没有娱乐。
在这点上他与朱元璋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整日忧勤惕厉，寝食不安。朱元璋定下每日上朝的祖制，后来的皇帝大多视为虚文，特别是到了隆庆、万历之际，公然改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后索性连三六九也“免朝”了。
崇祯皇帝恢复了每日上朝的祖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崇祯十五年（1642）他再次重申：与群臣共同裁决政事，只有少数节日可以免朝外，每日都应该上朝；上朝完毕后，如果大臣要请示报告，可以报名，听候召见，如有大臣从中阻挠，以“奸欺”罪处死。如此十几年如一日，无怪乎他要慨叹“夙夜焦劳”了。
然而，他的“夙夜焦劳”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是什么缘故呢？
早在崇祯五年，兵部主事华允诚就有所分析。他在奏疏中向皇帝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政的“可喜”与“可忧”之处。
大意是说，三四年来，皇上焦劳于上，群臣匆匆孜孜，目不暇接，而法令烦琐，臣民解体，人才损失，国家受伤。终于形成这样的局面：皇上焦劳于上，诸臣舞弊于下，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他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主事者借口皇上刚毅严明，大搞严刑峻法；借口皇上综核名实，大搞锱铢必较，终于使得官场竞尚刑名，追求细碎，把皇上图治的迫切心情，化作诸臣斗智的捷径；
第二，率领部属的大僚，一再惊魂于向皇上认罪，监察官员埋头于撰写弹劾奏疏，致使官吏考核只问税收钱粮，同心同德的精神，化作案牍文书的较量；
第三，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大臣只有分立门户的念头，意见分歧，议论纷扰，致使“剿抚”的大计等同儿戏，人才的用舍举棋不定。
只是，国事的日渐颓唐与衰败，真的只是这个原因吗？
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崇祯无法回答自已，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明朝渐渐走向灭亡的原因，也许只有从后世穿越回来的李啸，才能在心中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