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谈迁评价道：“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
《皇清开国方略》谓：“太宗神谋勇略，制胜出奇，破明兵十三万，如摧枯拉朽，指顾而定。”
崇祯十五年九月十二，京师，乾清宫。
皇帝象一个木偶一样，呆坐在龙椅上，仿佛一名耗尽了全身力气的人一样，瘫坐在龙椅上。
又败了，又是一场地惨不忍睹的彻底大败。
十三万精锐，就此彻底折损，关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关外仅剩孤城一座，而诸如洪承畴祖大寿等明朝文臣武将，大批降清，让明朝原本就奄奄一息的实力，更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
崇祯几乎恐惧地想到了，在这些精锐大军被清虏彻底消灭后，那原本就猖狂肆虐的流寇，可能再无人能制了。
这一刻，他突然想起了在四川因为抵抗流寇不力，畏罪自杀的前礼部尚书，号称杨阁部的杨嗣昌。
崇祯暗想，也许，杨嗣昌在的话，一定会极力劝阻自已不要去兴兵救援锦州，以至十三万精锐大军全军覆灭。
这一刻，皇帝突然老泪纵横。
他不会知道，在崇祯十七年初，当李自成的农民军从陕西渡过黄河，横扫山西时，崇祯皇帝在一次高级官僚参加的御前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显得悲凉而无奈，感慨万分地对他的大臣们道出了思虑已久的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非亡国之君”，寥寥六个字，发自肺腑，是对兵败如山倒，无可奈何花落去，内心有所不甘的自然流露。
平心而论，在明朝十七个皇帝之中，他不但算不上是最为昏庸的一个，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清朝国史馆编撰的《明史》也对他高度评价：“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
由此可见，他的自我评价“朕非亡国之君”，并不是文过饰非的夸张之词。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
《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
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把上述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熹宗（按：即天启帝），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按：即崇祯帝）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反映了历史的无情，让并非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这不禁使作者想起了，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有一句名言：“皇帝是历史的奴隶。”
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似乎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
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
崇祯皇帝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大势已去，回天乏力，所以向大臣们吐露了自己的内心独白：“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在临近王朝末日的紫禁城里，他常常暗自叹息：“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但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崇祯皇帝不是一个亡国之君。
复社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以“鼎湖当日弃人间”的诗句来缅怀皇帝的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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