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虽然收益的名目不少，太平军的财政账目一直处于微量到少量的赤字状态；因为只要收益和进项给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马上投入到预设好次序、日程的待办事项和工程中去。
这个固然是有某种意义上劳民伤财之嫌，但是一种短期内迅速催生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上限的办法或者说措施。只有频繁流动起来物产和财富，才能在转化成其他事物过程当中，创造出更多衍生价值来。
荀子对于国家税收和运用上的态度在《王制篇》里面很清楚。
称王天下的君主使民众富足，称霸诸侯的君主使战士富足，勉强能存在的国家使大夫富足，亡国的君主只是富了自己的箱子、塞满了自己的仓库。
自己的箱子已装足了，仓库已塞满了，而老百姓则贫困了，这叫做上面漫出来而下面漏得精光。这样的国家，内不能防守，外不能征战，那么它的垮台灭亡可以立刻等到了。
所以当权者搜刮民财以致灭亡，敌人得到这些财物因而富强。搜刮民财，实是招致侵略者、肥了敌人、灭亡本国、危害自身的道路，所以贤明的君主是不走这条路。
传统封建农业体系下，大多数自给自足的小农是不花钱的；一个国家里面若是大量人根本不花钱，那就说明这个国家里面大部分人都游离在负责发行货币的朝廷体系之外。
那就意味着巨大资源利用和动员能力的缺失，以及相应天灾人祸等意外风险承受能力的脆弱。任何王朝末期的崩溃，就是从这些因素上不断叠加到量变成为质变开始。
如今的唐末天下就是最好的例子。天下灾害不断而社会矛盾激烈，却没有相应资源流通互补的渠道，以及政权自上而下的调剂能力来环节；
所以农民起义军总能够在转战中获得足够主场和顺势，然后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和补充，像滚雪球一样的不断做大，而此起彼伏令拥有强兵猛将的朝廷剿之不尽。
话说回来，
现如今的岭外之地，直接向太平军政权交税和服役的在册人口，也达到了九十七万有余，主要集中在岭东和岭西北部，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分布在各地屯庄当中；这也是实打实可以随时动员和调集的青壮人口基数。
其中大概有一半是受过集体教育和初级军事训练的优质兵源，但只有在遇到重大危机或是持续的严重损失时，才会以生产停顿为代价全面的发动他们。
剩下的人口，则是大多数分布在上百处的城邑和数倍于此市镇当中；只要浮出一定资源和社会职能缩减、缺失的代价，同样能够把其中大多数人发动起来，而承当起中短期的集体劳役和地方守备力量补充。
至于上有一些在编列之外，散布在广大偏远农村、山野的那些底层人口，太平军一时半会还不用指望他们作为兵源，只要确保在间接控制和有限影响力下，能够通过设立在要冲和路口的关所，按时交税和提供劳役便就好了。
然后到了湖南境内实际控制的七州大部之后，这个数字就缩减到了四十一万人左右；而在战乱频繁的江西五个州和江东三个州境内，也就是大约合计有二十九万人头；
倒是荆南境内的数字略多一些，光是荆州一地，就有十七万的在册赋税青壮；虽然从帐面上看光在岭內就有二十二州，上百万口编户，已然是具备一个五代割据大国的基础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光靠这些地方眼下的产出和分工，想要维持岭內三路将近五个军序的各地驻军，及其所需资源就已然很吃力了。
如今又背上了山道东道的襄州、随州、郢州、复州在内的等几个大包袱。所以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还需要岭外的持续输血和补充，才能将稳定秩序、恢复生产、编户齐民等各项措施推进下去。
直到从这些地方重新获得反哺的那一天。所以他还得省吃俭用的继续小心维持着自己的军地收支和财政平衡。
比如将动乱中发动起来的那些地方武装，重新整编裁汰和缩减后，一部分挑选补充主力军序，一部分编成生产驻屯或是守备部队，一部分有偿归遣原处去。
不过，继续保持低调行事而埋头发展生产，就不代表不能给那些部下和广大追随者们一些指望和预期了；所以周淮安很快就召集了襄州城中的将领，宣布了一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