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恩出上
轻徭薄赋的谏言，天子曹叡已然不是第一次听到了。
诸如高堂隆、杨阜以及卫臻等人都做过谏言，就连专研学术的王肃都提及过。
但他们作谏言的出发理由是世道动荡与军争攻伐多年，黎庶多苦之，目的则是劝阻他不要再修筑宫殿、当以身作则崇尚起居清简等等。
所以，当夏侯惠声称魏国徭役赋税之重，已然令黎庶百姓甘愿为权贵豪右之家的徒附佃户之时，让他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感觉。
民乃国之本也。
黎庶的流失，也意味着国库将迎来空虚、武备废弛，最终演变成为社稷动荡、国将不国。
哪位君王胆敢等闲视之！
只不过，天子曹叡如今只是沉默以对。
因为他知道，魏国的徭役可能是真的很重，但定制的赋税并不算高。
他也知道夏侯惠知道这点，所以知道夏侯惠所言的赋税高，是指黎庶百姓被摊派了。
魏国的赋税制度，是武帝曹操时期定制的。
乃是征收田赋和户调，取代了有汉以来实施田租、口赋和算赋制度；按照“田租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的定量，以征收实物的方式取消了货币征税制度。
而且规定“田租增产不增税，户调增人不增税”。
治下的黎庶只要不分家分户，不管田亩增产多少、人口增加多少，官府征收的赋税都不会增加。另外，在田租、户调之外严令“他不得擅发”，以此来减少杂赋的征收。
而在工商等赋税上，魏武曹操也规定“除池御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允许百姓下河捕鱼，允许商人开发生产，工商业者的税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十的基础上。
赋税定制后，明令遏制豪强兼并、摊派赋税。
让州郡地方的郡守县令严查，以求“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但自文帝曹丕之后，此制度就崩坏了。
首先，是曹丕铸造了“魏五铢”，取消了以物缴税的模式。
出发的初衷，是百姓在以实物缴纳赋税时，不乏以湿谷增重、以次充好之事，让官府利益受损。但改为五铢钱缴税后，就让世家豪右有了剥削黎庶的机会。
比如依仗家中势力驱赶外地而来的商贾、垄断商贸，让本地黎庶不得不将粮谷与绢绵以极低的价格作卖给他们换取五铢钱缴赋税。
如此，就形成变相的摊派。
相当于黎庶们缴纳了两次赋税，一次是给官府、一次是给世家豪右。
当然了，征收赋税不管实物还是货币都有弊端，世家豪右也都能寻到漏洞，孰优孰劣是见仁见智的事。
真正让黎庶苦之的，是曹丕执政期间的杂税多了很多。
且他还下放权力让士族世家坐大了。
地方豪门权柄增大，也变相的削弱了朝廷纠察的权力与堵塞了言路，以令民间强兼弱之事盛行。
另外一个缘由，则是曹魏创业期到守业期转变的使然。
曹丕代汉，也意味着昔日随着魏武曹操创业的功臣迎来了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
这些人被封侯授高官赏田亩等成为新的权贵，而他们子孙继承了父辈遗泽后，也大多都将心思放在了经营家业、树立门楣之上。远的不说，以夏侯惠为例，仅是他分到阳渠西端的田亩产业，就比夏侯渊在发迹前的身家丰厚多了。
而在阳渠西端坞堡耕种的四十余户徒附佃户，不就是与国争利、藏匿人口的现实例子吗？
所以，如今的曹叡，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天子门生外放地方为官被公卿百官们激烈反对，就证明了他如今连加强地方官府纠察豪右凌弱、抑制兼并都做不到。
或许，他也只能试试如何减少各种杂税、省息徭役了。
且是在不大刀阔斧的前提下，与公卿百官计议以及折中妥协下，看能否推行一些政令来稍微缓解一下现况。
这便是他没有问夏侯惠，有无可变革办法的缘由。
在他没有犹如武帝曹操那样的权柄之前，是无法整顿这种弊病的，问了也不过是自增忧扰罢了。
是故，他如今心中的所思，是在感慨着先前周宣对夏侯惠的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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