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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六节 复杂的局面(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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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少卖关子了。”

  “因为明人方豪说:‘西樵者,非岭南之西樵, 天下之西樵也。西樵者, 非天下之西樵,天下后世之西樵也’!”张枭一脸严肃地答道。

  “水很深?坑很大?”

  “水之深,坑之大,一锅端不下。”

  穿越的早些年,张枭因为兴趣的关系协助张好古、黎卓贤等元老整理过明代史料,对珠三角地区的情况还算了解。

  广州人采樵罗浮山,谓之东樵,采樵锦石山,谓之西樵,所谓“南粤名山数二樵”。西樵地处西江、北江航道流经地域,是典型的岭南水乡,域内河网交错,河涌十多条,总长度一百多公里,将域内各村连成一片,并可外达佛山、广州等地。西樵山出产石材、茶叶,通过水路和圩市,行销远近。明清时期,全境共有圩市七十八个,即使是与元老院治下的临高特别市辖区相比,也毫不逊色,可见地理条件对商业繁华的影响非同一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西樵山在正德、嘉靖年间,山上书院、精舍林立,其中最为著名称为四大书院,分别是湛若水创建的大科书院和云谷书院、方献夫创建的石泉书院、霍韬创建的四峰书院。四书院因方、湛、霍的倡学而大盛,这段时期广东名士辈出,四书院成为此后数十年间广东士大夫一个重要的讲游之所。清代刘子秀评价到:“当湛子讲席,五方问业云集,山中大科之名,几与岳麓、白鹿鼎峙,故西樵遂称道学之山。”方献夫的《西樵遗稿》中记载了他与湛若水、霍韬二人在西樵切磋的情形:“三院鼎峙,予三人常往来,讲学期间,藏修十余年。”王阳明致信湛若水时称:“叔贤(方献夫)志节远出流俗,渭先(霍韬)虽未久处,一见知为忠信之士,乃闻不时一相见,何耶?英贤之生,何幸同时共地,又可虚度光阴,容易失却此大机会,是使后人而复惜后人也!”可见王阳明对三人的论学期待之高,希望他们珍惜机会,时时相聚,为后世儒林留下千古佳话。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理学大家、仕途显赫。湛若水历任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创立了理学的“甘泉学派”,与王阳明的“阳明学”并称为“王湛之学”。而霍韬与方献夫、梁储,同称为明代南海县的“三阁老”。

  有明一代,广东官私书院总共超过二百九十所,远超唐宋元三代之和,南海县就有十八所。虽然受明代政治斗争的牵连,全国各地的私办书院在嘉靖、万历两朝都受到禁毁,广东书院在天启、崇祯两朝书院数量已经回落,讲学之风式微,但书院存在的意义便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预备队,同时还承担着民众和整个社会起到潜移默化、化民导俗、推行封建伦理的作用。书院的学规、规条、章程甚至连书院的楹联、碑刻、匾额都透射出某种价值意义和教化作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徒和民众,对他们的人格、品德以及性情产生重大的影响。嘉靖初年,广东提学使魏校把广州府观音阁、悟性寺、迎真观、天竺寺和仁皇寺改为濂溪、伊川、明道、崇正、晦庵五所书院,并祀奉周敦颐、程颐、程颢和朱熹,书院的祭祀活动向社会开放,除了书院内部人士外,官员士绅、学者、普通民众也有机会参加,不同阶层的社会人员参加书院的祭祀活动,其实就是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和儒学的洗礼,书院祭祀的影响远远超过追悼先贤、传承学术的范畴,可以说起到了与西方教堂类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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