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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零二十四章 风气和国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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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对他们而言,基本就是个形式,根本无足轻重了。

  有苏轼和苏辙在,苏油都懒得再动笔,每日里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拿出来和苏轼和苏辙讨论,然后叫二人代笔就行。

  这就是枪手,而且这俩枪手的水平之高,合唐宋两朝,一共也就八个。

  其中民族风气与国格两项条陈,完全是苏轼在领会苏油的意思之后,独立起草。

  这本身也是苏轼的强项。

  中华民族的民族风气,在苏油看来,其实是在完成农耕文明的发展格局之后,便已经凝聚成型。

  仁、义、礼、智、信。

  孝、悌、廉、耻、勤。

  忠、勇、敬、恕、谨。

  俭、忍、善、宽、和。

  这些固然是美德,但是仁近懦,善近伪,智近奸,信近迂。

  用矛盾论的观点来看,那就是几乎每一项美德,都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恶俗与之相伴,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度的问题。

  苏轼宏文滔滔,从三皇五帝开始,剖析华夏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发生的重大变故,以及这些变故对民族风气和民族性格的塑造,发生了那些关键的作用。

  而到了如今的大宋,熙宁之前,与熙宁之后,又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故,这些变故对于风气的塑造,又发生了哪些作用。

  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几次对外重大战争的失利。

  苏轼的文章里,也着重分析了民族风气对于对外战争的影响,以及对外战争,对于民族风气的反作用。

  毋庸置疑,两者都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促进。

  两个极端同时存在于大宋的民族风气上——自大与自卑,保守与务虚,怯懦与盲动。

  而两个极端体现在外交策略上,就是打也不行,和也不行;体现在国家政策上,就是激进也治不好,保守也治不好。

  要纠正这种状态,首先就是要实现民族思想的转变——自尊,但是不骄狂;自信,但是不虚枉;自强,源于务实;自立,源于自强。

  民族,是由国人构成的,民族气质,则是国人气质构成的。

  简单举一个例子,那就是祖宗“以文制武”的国策,在一次次对外战争失利中,被彻底读歪了。

  正确的理解,祖宗的这句话,应该是指国家武备,军士训练,将领培养,迁转升降,都应有一套成熟有效的机制来管理约束。

  管理机制,就是“文”,军事力量,就是“武”。

  而不是简单地将“文”定义为文官,将“武”定义成武将,在国家内部人为地制造对立。

  晚唐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李林甫杨国忠之辈断绝了武将上进之道,让这套机制丧失了作用,这才导致藩镇跋扈,战乱蜂起。

  因与果,果与因,不能本末倒置。

  而到了大宋,军制的改革,仅仅只走完了第一步,就是开始将国家的军事力量,尝试纳入正常的管理体系,而不再采用军阀时期单纯的武将负责制。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是却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对国家的军事力量没有起到好的作用,相反,带来了诸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也和风气相关,以至于明敏如韩忠献公,都曾经说出“东华门下唱名方为好男儿”这种话。

  这明显是对祖宗遗意的误读,也是风气使然。

  可在如今大量有知识,通文字,晓军略,善谋画的人才投身军伍之后,在回过头来看这句话,明显是有失偏颇,矫枉过正了。

  国朝至重者,宗室,然自太祖起,宗室初授将军,后转观察,节度,皆是军职。直到熙宁年间,才定下宗室转文资之法。

  所以说认为重文官轻武将乃是祖宗的本意,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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