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不单行。
另一批福建西北和江西交界处的佃农，原属于新建的地方治安兵——也造反了。
起事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地主对佃农过度的剥削，他们除了正式的地租外，还迫使佃农送季节性礼物。
邓茂七和邓茂八兄弟二人拒绝照办，并鼓动他们的同乡拒付这些额外的花费。
造反之人与地方豪绅的冲突结果是造反者轻易地取胜。
因为造反者除了熟悉本地的地形和情况外，已经接受了军事训练和掌握了本地的武库。
豪绅们的奴仆们平日力嚣张跋扈惯了。
哪曾想人家真的把刀子举起来，砍在他们的脖子上！
他们哪还有多少的反抗胆子?
只能求救于官府。
两起起义的人数都有增加，它们所影响的地区也比以往更大。
尤其是朱元璋发现邓家的兄弟队伍里竟然有白莲教的影子。
这帮狗东西，真他娘的是阴魂不散。
哪里有造反的队伍，哪里就有他们是吧？
不仅如此，朱元璋发现来剿匪的大明官军也都是一帮废物，竟然接连被造反人给打败了。
要不是这个区域的地方官员答应给村民免除徭役三年。
还对采矿章程作了妥协，降低了过高的生产定额，取消了盗矿者的死刑。
矿工的不满情绪也缓和了，这些造反者还能继续强硬的坚持下去。
朱元璋微微挑眉，其实他也发现了，百姓要求的并不算多。
只要贪官污吏的行为和错误的决定能够消除，官府苛刻的政策能够缓和。
这些百姓大多都是愿意接受朝廷的招安的！
如此混乱的局面，朱元璋都有些挠头。
大明如何就变得这般多灾多难了。
尽管起义军被平定，可朱元璋心中却是十分的愤懑。
这些人的动乱再加上天灾，一下子就打破了他制定的基层里甲控制，使得人口流动更加自由。
完全不是他当初定下一潭死水的祖制。
大明对于基层的控制更加的失控。
如此一来，朱元璋的眉头皱的更紧，他还没有思考出如何破局的办法。
他本来就是靠着农民起义起家的，怎么对付一帮走投无路的人，除了杀掉强硬份子之外，剩下的都吸纳过来壮大自己。
其实造反什么的朱元璋是不害怕的。
主要是天灾再加上人祸，搞得许多人都活不下去的那种，他苦心孤诣制定出来的祖训就被破坏掉了，没有什么用处！
这才是他最为恼火的事情。
凭什么大明闹灾的年份如此之多？
上天怎么这般不公！
可朱元璋转念一想，自己还能瞧见大明未来，咒骂上天不公的话语，又说不出来。
内忧很多。
朱元璋有些担忧大明的外患：蒙古。
朝廷一直十分担心蒙古的“威胁”，这种担心是经历了蒙古人的征服和元朝统治的后遗症。
蒙古人的威胁依然是大明时期对外关系的首要问题！
结果让朱元璋出乎意料的是北虏没出问题，南方出了问题。
麓川（今瑞丽地区与缅甸接壤）。
蒙古人曾征服云南高原，又在大约30年后入侵缅甸盆地。
但他们的征服是有限的和一时的。
在元末时期，居住在四川西部和缅甸北部的掸族成了这个地区的统治力量。
掸人统治了缅甸主要的国家阿瓦。
其他北缅甸的独立国家包括孟养和麓川，这块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云南西南的德宏自治州及其邻近的几個地方。
在元末明初，麓川在缅甸北部巩固了它的领土，它入侵云南没有得逞。
元朝时就于其地设置了宣慰司。
朱元璋派兵平定云南后，麓川宜慰司归明，其部族首领思伦法受令担任宣慰使之职。
可是没多久，思伦法就同周遭势力发生冲突。
其余势力向大明求救，麓川被大明吊打，几乎全军覆没。
最后双方达成一个协议，协议规定麓川的统治者从此以后都要接受大明的保护。
如此协议下，保证三年一朝供的规矩。
随着麓川实力下降，大明在今缅甸掸邦北、克钦邦等地设立五个土州府，以及五个长官司，建立了更加直接的统治。
但是经过多年的养精蓄锐，云南麓川宜慰使思任发想要恢复旧有统治。
叛明开始。
被镇守在云南的黔国公沐昂与都指挥方瑛、柳英等所率的明军所平服。
思任发派使者致书云南总兵官，转奏明朝皇帝，表示愿进贡谢罪。
“黔国公。”
朱元璋笑了笑，对于沐英这个人他是极为放心的。
当年的第一个养子，没少倾注感情。
也算是给他招来了亲儿子的吉祥物（民间有领养会带来亲儿的说法）。
更何况沐英也是有个有本事的，朱元璋让他带领军队也更加放心。
虽然表面上是和谈，可背地里思任发还在继续积蓄力量，再加上班师途中沐昂病亡。
朱元璋又一次叹了口气，云南那块地界着实是容易夺去人的性命。
大明想要扩充疆土实在是有些难打，光是在行军途中就容易损失不少人。
就算是打下来之后驻军，不少人也受不住那种气候。
邓愈的身亡更是加重了朱元璋的这一固有印象，就这还是在王布犁的帮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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