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赵学宁就成功取代了那个尼德兰人，逆袭成功。
再往后赵学宁也不断给大家树立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并且为大家寻找主要发力点，找寻需要打击的敌人，以便将众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向目标冲刺。
事实证明，这是有效的。
他不断获取胜利，不断成功，虽然也遭到过英国人几次的凶猛还击而战败，从而遭受一些公司内部的非议，但是这年头，谁还没打过几次败仗呢？
尼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在赵学宁之前，几乎已经不再是英国人的对手了，与英国船队的交锋，胜少败多，而赵学宁是反过来的。
他是胜多败少。
再说了，别看英国佬现在在欧洲耀武扬威的，一百多年前也是个被西班牙大哥欺负了都没地儿说理去的孙子，这才翻身多久？
这事儿就充分说明了什么？
风水轮流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
通过这个“逆袭”的核心理念，赵学宁凝聚了人心，一路猛打猛冲，在这彻底贯彻落实了丛林法则的动物世界中，成为了那个笑到最后的天降猛男。
内外部因素一起发力，除了初期大家因为经验不足犯过一些错误险些翻车之外，之后，从兰芳公司创建开始，整个兰芳团队在容错率极低的情况下，几乎做对了每一个决定命运的选择。
尤其重要的是，其中部分关键决策，并不是赵学宁的提出来的，而是群策群力的结果。
集体决策和公司大会的这一制度也渐渐成为了兰芳集团公认的最适合大家体质的制度，受到了广泛的赞许。
这被赵学宁认为是执行共和制度的重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他根本没有信心能够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不过这一情况在兰芳共和国创立前后就出现了改变。
原因很简单，人多了。
最开始，赵学宁手底下只有几百号大头兵，创建公司的时候，控制的地盘上的人口也就二十多万，公司职员不过一万，搞一搞员工大会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共和国建国前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要加入兰芳共和国，整个共和国的人口在当时就突破三百万接近四百万，且分居在四个大海岛上，再延续传统搞共和国大会显然不合时宜了。
于是，在共和国刚刚创立的阶段，为了让国家局势快速稳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赵学宁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决定暂时冻结大会制度，将原先的董事会改为临时国务委员会。
他将原先的董事会成员直接过渡为临时国务委员，和身为大总统的赵学宁一起决断国家事务，凡事讲究一个快准狠，什么东西好用就拿来用，看看效果。
效果好，等之后共和国大会重启的时候，就正式确立为国策。
要是效果不好，共和国大会重启之后就直接否了，简单明了。
反正当前阶段，一切以快准狠为目的，一切都是草创的，所以大部分政府机构和策略前头都有临时两个字，只是大家从来不刻意去提这两个字。
甚至本来赵学宁都打算给自己大总统头衔前加一个“临时”，但是大家一致反对。
您是我们唯一的太阳！
除了您，我们谁都不认！
谁都可以临时，就是您不可以！
那这话是实打实的，除了赵学宁，整个兰芳又有谁敢说自己能够威压其他所有人、坚决贯彻执行自己的意志呢？
没有人，只有赵学宁。
于是临时国务委员会成为兰芳的最高权力机构，总领一切事务，而赵学宁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
只要他愿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将拥有一切的权力。
可是赵学宁本人并不想要长时间的拥有这样巨大的权力，他非常不愿意自己被部下当作皇帝、王者去看待。
因为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专制政权的危害之所在。
倒不是说共和多么完美，共和并不意味着大权旁落，集权是有必要的，但是集权和专制专权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集权不意味着绝对的生杀大权。
专制专权则代表着绝对的生杀大权、予取予夺。
集权尚且需要讲道理服众，需要有法可依，不能肆意妄为。
而专制专权自己就是最大的道理，没有其他道理可讲，口含天宪，说杀谁就杀谁。
中国的君主专制到带清成就了史无前例的完全体，专制的危害也完完全全的展现了出来，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无一人可以回避，一览无遗。
所以，才会有无数先烈不惜性命也要推翻专制。
赵学宁不希望自己努力到最后的结果，居然是成就了一个新的“皇帝”。
在这一点上，他支持黑格尔的看法。
虽然没有来过清帝国，但是黑格尔对清帝国的专制政权有着深刻的认知。
他说，在清帝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中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
假如皇帝的个性不是彻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那么，一切都将废弛，各级官府也将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几近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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