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由于国困民穷，政府财政窘迫，国家内部没有合适的财源，只好求助于外债。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民国元年(1912年)4月，外债收入达到1079万元，占到全国总收入的54%。对于这种饮鸿止渴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黎元洪坚决反对。从民国元年(1912年)2月13日到3月9日这不到一月的时间内，为反对政府举借外债，他先后六次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对其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牺牲本国利权，采取“急不择荫”的办法，进行了狠狠地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孙中山等人认识到借款的危害性，从而取消了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的向日本借款、抵押招商局借款、以全国赋税作抵押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等事项。
袁世凯执政时期，袁世凯以出卖国家权益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帝国主义则利用“承认”中国新政府名义，大肆勒索中国。英文日本纪事报指出，“近年来，所有外交上关于中国之约章类，不顾及中国之意见是则弱之罪也”。袁死黎继，外国政府对黎元洪政府是否能担当外交大任持有审慎态度。“至中国以外之各国政府，除非待至确定不易后，对于中政府决无遴愿给予完全援助者也”。
民国初年，孙中山提出凡革命前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中国的外交也逐步实现了大转折。经过民国政府一系列的外交努力，民国六年(1917年)9月，一战胜利后中国签署对奥和约废除中奥不平等条约;民国七年(1918年)12月，民国北京政府修改进口税则;民国八年(1919年)7月，苏俄第一次发表对华宣言废除中俄旧约;民国九年(1920年)9月，苏俄第二次发表对华宣言，重申第一次宣言立场并更加具体的提出废止旧约的具体建议;民国十年(1921年)5月，废除中德不平等条约;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中俄两国正式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为摆脱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羁绊，黎元洪或亲自参与，或主持研究，或见证进行，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工商
民国十三年(1924年)，黎元洪回到天津，从此不问政治。在告别政坛的这段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暂时减轻，国内爱国运动兴起，市场需求大大增加，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极为有利的发展条件。政治上失意的黎元洪，受到企业盈利的巨大鼓舞，热心发展实业。他自己也曾表示:“对于政治业已心灰意冷，以后将在实业界力求活动”，从而拿出自己的官傣收入、土地租金或利用个人的政治影响借债银行，先后选择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北等13个省和香港等地，投资煤矿、盐碱、钢铁、纺织、烟酒、食品、制药、林场、银行、证券、信托、保险、邮电等各种企业70多个，有的还亲自出任董事长，或以子女的名义担任要职，施展实业救国的抱负。
民国十六年(1927年)，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山东，要没收黎投资最多的中兴煤矿。他急忙找人向蒋疏通。蒋说:“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的我不能没收。”但他先是向中兴煤矿摊派了100万元的短期债券，之后又是100万元的军饷。为了凑钱，黎元洪身心俱疲。
人物评价
总评
黎元洪平生牵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例如反对袁世凯称帝、拒绝王封，为他赢得了较高的威望。其后护国军拥戴他，护法力量争取他，他也与护国护法运动相呼应，对袁世凯的垮台、北洋军阀的分裂，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的最大历史贡献是介入武昌起义，并与众多辛亥志士一起推翻二千余年的帝制，走向共和。在武昌起义中，他的介入与存在，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象征，就已经正式敲响了满清政府及千年帝制的丧钟。这一历史贡献是完全不容抹杀的，也无法抹杀的。
黎元洪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北洋海军、湖北新军、首义都督、三任民国副总统和两任民国大总统诸时段，其间有功大于过者，亦有功过相偿者，还有过失难辞者。
斯人已去八十载，作为政治家，黎元洪出任首义都督，为号召天下，震慑清廷，使辛亥革命一举成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武汉首倡的“军民分治”，开创了民国党政分开、军政分开的先河;他率先实行的“高官制”、他二度当国时提出的“废督裁兵”等依法治国主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的帝制，断然起用自己的政敌段祺瑞镇压张勋复辟，将永载史册;作为军事家他在治军方面，打造了近代中国与北洋军齐名的“南洋军”的品牌;作为与实业家，他是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与对外开放的实践者。他与华侨创办的中国远洋货船公司，开通了香港经上海至美国旧金山的远洋航线，填补了中国远洋运输的一项空白;作为书法家，他继承创新，其书法作品遍及海内外名山名院名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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