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两位贵人都是他的女儿。
现如今，梅记俨然成了皇商，而他梅可甲也似有了重臣之尊一般。
这样，王鏊才来杭州见他。
不过王鏊脾气执拗，从来都不是攀附权贵的人，
他来此处不是卖这个国丈的面子，他是为了海贸盈余一事而来。
弘治十八年底，皇帝力排众议坚决开海，一整年的时间，浙江、福建沿海的百姓大半和海贸扯上了关系，即便不出海，也有可能将手里的商品卖与出海的商人。
其中梅记实力最强，今年6月、9月分别派遣了三十艘四百料大船集中出海，可以说是声势浩大，蔚为壮观。
而为了装满这些船，梅记的‘下游供货商’几乎遍及整个浙江，宁波市舶司最大的一处商铺就是梅记经营的。
相比较而言，福建和泉州市舶司也有一些大的商贾，但规模显然小于宁波。
王鏊给皇帝放到东南这地方来，就是要稳住开海的局势，所以于宁波举足轻重的梅记他如何能不来呢？
不要说梅记的银子和他没关系，梅记毕竟在他管的地界上做生意，述职之时，提到要起解多少银两入京，也是核心问题之一。
此外，
市舶司设立之后，朝廷陆续完善了税赋、查验、审批等机制。
所以今年朝廷在东南的银子，主要是三块。
第一，便是浙、闽两省原本的田赋。
这方面浙江多些，夏税秋粮加起来要将近二百八十万石，福建少些，大约在九十万石。
这一点他这个福建总督都是有数的，今年浙江和福建无遍及全省的大灾，而且两省官员，除了他还有王琼、毛纪、丰熙、章黎、王守仁……
在这么多人合力下，浙江的田赋也算是有所增加，去年为二百五十万石，今年足足增加三十万。
这很不容易。
大概也有浙江的贪官、宗族杀得更多的因素。
福建则动静不大，其往年也能上交85万石。
不过福建从来都是兵家不争之地，大明岁入两千八百万石，天天折腾这田赋不到一百万的地方也不容易有显着的成效。
第二，就是各地市舶司的所收的关税。
按照浙闽总督衙门给皇帝所上的奏疏，开海初期为了鼓励商人出海，三地市舶司的抽税比例都低，朝廷中有人建议十抽二，那就是20%。
这个比例朱厚照没有同意，他还是赞同总督衙门的意见，以低税而养海贸，所以最终定税二十五抽一。
而且一开始，朝廷就否定了‘税出多头’的政策，即对船、对人、对货各自收税，这样名目繁多实在不利于管理。
所以统一起来，三地市舶司只针对出海的货物征收实物税。
今年是第一年，即便民间热情高涨，三地市舶司所出去的货物，也不过七百多万两，商人盈利很多，但朝廷关税收入只有20多万两。
基本上是留于当地，用于市舶司三地的一些行政开支和俸禄发放。
而上缴的那部分，主要还是针对海外输入商品所征的关税，但大明是小农经济，除非开船过来，架起大炮，否则想在这里行销商品，那可不是容易事，所以基本也可以忽略不济。
主要朝廷也不是很在意，
因为朝廷获利的大头并不在这上面。
而是在梅记、杭州制造局这些官办商铺之中。
也就是这第三点：海贸盈余。
其实所谓的商人盈利很多，当中超过四成还是‘皇商’的盈利。
王鏊是知道大概的数的，梅记和织造局去年就给皇帝运了两百四十万两白银，今年怕是要翻个倍，而且还有一趟船没回来。这些都有账可查，虽然说其中免不了贪污、中饱私囊，不过如今的天子并不好骗，去年没有开海的那个数，今年要是不翻个倍，你能交差？
海贸之利实在惊人，难怪宋高宗留下一句‘市舶之利最厚’、也难怪当初皇帝不顾一切要这么搞
除此之外，两淮盐场之桉，震动天下。
现如今的朝廷，汇聚的民间之利……有些过于多了。
从杭州再往北去，就可以换乘水路走京杭大运河。
王鏊带着王守仁，以及皇帝要他推荐的两位知府一起站在船头看着官府的人一箱一箱的往船上抬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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