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是什么？在自己的心中，那是众人推。民国政|府里，不乏有文武重臣对自己做皇帝的暗示表达出坚决不从的意见，连跟随多年的亲信段祺瑞参谋总长、黎元洪副总统都直接表达反对，即使自己表示他们将来上朝时可以“入朝不趋、赞拜不名”都不行，这让老袁举棋不定。
“杨皙子也向父亲递话，说古今英雄，值此非常之时，当作非常之事。现在天下归心，父亲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袁克定借别人之口，故作危言耸听之声。
“杨度还是这么热心！”提到他，老袁终于露出一丝开怀的意思来。在诸多文臣谋士之中，是杨度最早鼓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早在清末，他被派往东京时即鲜明表达了自己的从政主张。他在东京和孙逸仙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就提到，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逸仙，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逸仙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从这段历史可以考证，他绝不是借帝制以幸进的小人，所以袁世凯对他也是极为信任。所以民国四年的时候，杨度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自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争论“从学理上研究君主皿煮，在中国孰为适宜？”
此时正值国内救国运动正如火如荼之际，洪宪帝制的理论家杨度将对日交涉之愤懑、国家不富强之根本问题，归于立宪君主之不至。他隐晦地承认了以二十一条为表征的国家贫弱问题，是需要君主制来解决的。在同年的五月三十一日，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不知是作秀还是真的惺惺相惜，袁世凯读完《君宪救国论》却大加赞赏，称之为“至理名言”，并亲自赐匾题字，赐杨度为“旷代逸才”。毫不理会梁启超的“杂音”。此时，《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仅有一周，墨迹未干。
凭心而论，袁世凯想做皇帝，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在四年前他作为大总统上任时，其排场即与新皇登基无异。后来通过排挤国民党和国会，然后修改宪法，可以做无限期大总统并可以直接指定后任总统，基本上把总统这个职务世袭了，与皇帝只差个叫法而已。
这个做法虽然颇得反对一系的不满，特别是国民党。但一盘散沙的在野党，怎么能左右大局呢？倒是这个二十一条的发酵让人伤脑筋：本来只是日本政|府利用欧战各国无暇他顾的乘人之危，而自己忍辱负重予以让步之举，却被有心人把当前如潮的帝制和它联系起来，说什么自己为了获得日本政|府的称帝允可而卖国，这个罪名自己可不能担！目前市面上这个说法已经听到些风声，但是二十一条中国政|府没敢明着拒绝，而立宪又是自己本意所在，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真让人头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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