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渊喝了一口茶水，便翻开《礼记正义》苦读。
宋灵儿抱怨道：“怎么又看书？没劲！”
王渊兴奋地说：“我要努力考科举，尽早将自己的学说传播出去！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道试。”
……
道试比县试、府试正规得多。
王渊和刘耀祖提前三天，在贵竹司领到空白试卷，并填写姓名、年龄、籍贯和祖宗三代。然后就可获得试卷结票，即准考证，考试那天凭准考证去领自己的试卷。
正常情况下，所有州县的童生，都必须聚在一起考试。
考生人数太多的省份，以县为单位分成数场进行，每场考试的题目都不相同，这样就能防止先考者泄题。而且考试顺序也有讲究，牛逼的州县先考，这种排列规矩被称为“县纲”。
但贵州交通不便，席书为了照顾偏远地区，他主动前往各地分开监考，这样就免去童生们来往旅途之苦。
寅时四刻，相当于凌晨五点，童生们就摸黑来到司学门口。
这种折腾人的规矩，倒是便宜了小商贩，一个个挑着摊子来卖早餐。
刘耀祖忐忑无比，啃着王渊买来的肉饼说：“我这次肯定不行了，昨晚才勉强把《礼记》第一篇背熟。”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肯定可以的。”王渊笑道。
两人说笑之间，一帮穷酸负手而来，直接走进司学大门。
为首者叫张邦臣，贵州宣慰司学教授。“教授”是官名，相当于省级公立学校的校长兼教导主任。
如果王渊能够考上生员，今后肯定要进司学，在咱们这位张教授手下读书。
在古代，不论哪级官学的老师，一个个全都是穷逼。
对读书人而言，穷可自然演化为清高，这些老师们就很清高。管你多大的官，你的命令正确我就听，但别想我给你好脸色，便是大明首辅来了照样摆架子。
为啥？
因为老师们无法升官，而且还穷得叮当响，也就没必要再巴结谁。顶撞了上官无所谓，一个破教职而已，谁爱当谁当，你牛逼就撤我职啊，更何况地方官没权力解聘老师。
综合以上因素，便是堂堂的一省布政使，见到官学教授也得以礼相待——跟一个穷酸计较什么？好处全无，还落得坏名声。
张邦臣是贡生出身，而且是岁贡。
即秀才考了几十年还没中举，由地方推荐去国子监读书，接着便等待朝廷分配工作，而且一般分配到各地当老师。
一旦接受老师职务，今生便升迁无望。
像张邦臣这种更惨，工资不足以生活，得等着学田收成过日子，遇到旱灾什么的就要饿肚皮。
但此时此刻，张邦臣却威风凛凛。
他跟别的老师一路行来，脚步虎虎生风，沿途学子全部躬身行礼。就像社团大佬带手下巡街，一路上都有小弟问候：“邦哥好，邦哥辛苦了！”
张教授来到司学大堂前，此处已站着十多人，皆为各长官司的副官，以及为童生结保的廪生。
正常情况下，各地知府和首县知县，都应该亲自到场参与监考。但贵州的土司们架子大，只派了个副官过来应付，席书也懒得计较那么多。
“提调官进！”
有吏员在西厅高呼，提学副使席书此刻正端坐在西厅。
提学官坐西厅也是有讲究的，跟西席的来源一样，都是源自汉明帝尊桓荣为师，请桓荣坐西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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