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城最早的城墙，始建于元代，当时唤作“顺元城”。
明朝初年，贵州都指挥使、皮鞭Play爱好者马晔，在顺元土城的基础上进行扩建，才有了后来的贵州石制城墙。
到了正德年间，贵州城还只有六座城门，且“次南门”只允许军士通行。
王渊等人是从柔远门进城的，此门之外皆为土司辖地，取“怀柔远人”之意。
靠着城墙根，城外有一片棚户区，多为迁居汉人搭建。这种情况在古代极为普遍，等棚户区扩大到一定规模，官府就该考虑修外城框起来了，而且还属于大大的政绩。
大明朝廷若想改土归流，至少也得等贵州城把外城修起来——那意味着，省城周边的汉化程度，已经达到一种微妙状态。
在此之前，如果谁敢提“改土归流”四个字，直接在朝堂上打板子就行。要么脑子有病，要么妖言惑众，谁信谁是智障。
汉化程度那么低，汉民数量那么少，你丫改土给谁看啊？不但难以征收赋税，还得天天带兵平叛，没几年就要把户部大佬们搞崩溃。
“书铺、纸铺这些，反正跟读书有关的，铺子全都开在北城。”
袁刚牵着毛驴进城，对沈复璁说：“我们先去东城、南城卖山货，换一些粗盐回来，再到北城买笔墨纸砚。”
沈师爷有些搞不明白，问道：“这贵州城是什么格局？”
袁刚指着正前方说：“贵州都司、贵州卫、贵州前卫，治所全都设在南城。那里是军汉们的地盘，我手中钢刀就是在南城买的。平时寨民收集的鸦翎、孔雀翎，也可以拿到南城售卖，卫所愿意收购这些东西做箭翎。”他又指着左右两边说，“西城是水西安氏地盘，东城是水东宋氏地盘，分别设有两个贵州宣慰司的治所。”
沈师爷点头道：“如此说来，贵州布政司的治所就在北城了。”
袁刚笑道：“布政使老爷确实在北城，但贵竹长官司的治所也在北城。咱们那位贵州布政使，别说政令出不了贵州城，他连北城都出不了，只在治所附近的几条街面上管用。”
沈师爷不禁吐槽：“这种一省主官，还不如在江南当知县快活。”
贵州布政使也确实怪憋屈的，名义上他是一省主官，可身边全是拿刀的莽汉。南城的军汉不听话，东西的土司也不听话，北城自留地又掺个蛮夷进来，还因为制度问题不能深入州县，直接就从省（和谐）长混成街道办主任了。
贵州按察使同样如此，堂堂一省公检法首长，如今的主要工作竟是考察教育情况——纯考察，除了考察，也干不了别的。
因为在公检法领域谁都不甩他，正好又兼职做贵州的副提学官，恰巧正提学官由云南官员代理，而且几十年都没来过贵州。如此一来，贵州按察使就改管教育呗，可惜全省学校也只那么几个。他如果花费三个月时间，把全省的学校都视察一遍，估计有两个半月都在忙于赶路。
俗语云：“三生不幸，知县附郭；三生作恶，附邻省城。”
按这种说法，贵州布政使和贵州按察使，肯定是祖上八辈儿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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