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无论有着怎样的缺点，台阁体诗歌几乎完全满足了李潼现阶段的要求，形式优美，声律工整，体格典雅，内容雷同。
虽然说身在大唐诗歌盛世将启的年代，居然去抄台阁体这种完全没有艺术生命力的诗体，实在是有点自甘堕落。但是文抄还是需要考虑自身的切实需求，他就算是抄成李白杜甫、柳永苏轼，有啥用？难道还真要去追求少王不寿诗家悲？
台阁体艺术生命力再弱，但还有着一段相对完整的传承脉络。可是初唐上官体真的是除了上官仪之外，基本上就算是断代了，但也足够让上官仪成为一时诗坛之冠。
李潼不是没有长远算计，但问题是需要先熬过眼前，日后才有机会不断的突破自我，引领大唐诗歌走向真正的盛世。
所以眼下抄台阁体，虽然是有些人行邪道、不学好的意思，但却完美契合李潼的个人需求。
台阁体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特色，那就是凡创作者都是三杨那样的台阁重臣，他们位极人臣，是真真正正有着沐浴皇恩的感受，因此他们的诗歌之中许多在旁人看来稍显肉麻的拍马屁，正好就是他们自身的切实感受。
试问，什么样的拍马屁，能够高明得过我自己信以为真，连我自己都麻痹了？
后世台阁体消亡，除了本身艺术格调不高，也在于明代三杨时期那种君臣上下和谐的关系一去不存，自然也就没有那种深沐皇恩的切实感受、歌而咏之。
当然，台阁体虽然诸多好，但有一点不好那就是实在太冷僻，使文抄的难度直线上升。
不过讲到这个问题，李潼真是要不乏自豪的说上一句：“不好意思，当年为了混文凭，选的就是这个课题！这些诗虽然生僻，但当年好歹也分析了一点七荤八素。”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学养基础，李潼才有信心编写《万象》大曲这样的曲辞题材。全唐诗虽然名篇诸多，但都风格强烈，感情丰富，艺术造诣虽然高，但还真不怎么适合拿来当四平八稳的面子工程曲辞去用。
台阁体诗歌，题材、内容和意趣高度趋同，如此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如果不看诗题，你甚至都分辨不出这百十首诗究竟写的是不是一件事。而且，应制诗通常需要定题、定韵，几首、十几首诗同韵而作那都是正常事。
面对这样一片沃土，李潼真是没有客气的道理，自然是挥毫如飞、文不加点、倚马千言。
要制定一部大曲，哪一项工作最难？
要判断这当中难易程度，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那就是看这些从业者们各自社会地位如何。礼乐虽是国体庄重之事，但是当中乐工、音声、歌舞、器乐等等，绝大多数都属贱籍，甚至不能与籍外良家通婚。
但是这当中也有例外，那就是隶属于太常即司礼寺的协律郎。
古代能够被称为“郎”的官职，几乎都不简单，协律郎自然也不例外。虽然仅仅只是隶属太常的八品官职，但却是士人蒙荫、科举守选等解褐所任之官，是仕途的一个重要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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