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李潼也亲在皇城西朝堂接见了魏元忠，待见魏元忠登堂见礼，他更离席相迎并笑语道：“此前朝中奸流当道，我与魏公皆不容于中。公立朝耆老，竟跋涉于南荒远地，幸在俱不自弃，今能重逢于朝。公精诚王事，考察山南，载誉归朝。济代执符命，心地不失彷徨，幸得公等唐家忠良竭力助事，国家才能不失治序，公惠我良多，不必多礼。”
“臣老丑之才，前失宠于世，不堪度量，形神俱损，概臣应得。元嗣殿下扶鼎存续、施治宇宙，不弃卑臣，赐臣报国之路，唯竭诚尽力以图效忠，或有寸事可夸，非臣事中练达，实为殿下承命于天、邦家光大而所致成。”
魏元忠六十多的年纪，此前一番远谪的苦难磨练使他看起来更加苍老，虽然风尘仆仆，但仍一丝不苟的作拜见礼。
看着魏元忠作拜于朝堂，李潼心中也是感慨颇生，或者说略有几分自得。入世以来，他与一些世道名臣关系始终谈不上多好，或者说许多在朝名臣在考虑起世道前程如何时，都不怎么将他作为一个好的选择。
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从血脉身份而言，他不过是李家的第三代，并且在入嗣他大爷之前也只是一个非嫡非长的宗家闲人。从年纪上来说那就更加没有优势了，所谓海内未定、须得长君，特别是唐家社稷存续之际，更不会有什么人将希望放在一个小年轻身上。
而且说句不好听的，就算这些重臣名臣们在自己身上下注，李潼也忍不住要怀疑这些人究竟有没有挟持少君而擅权自威的想法。
但无论这些理由多么正当合理，李潼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自在的。毕竟这些名臣们多是以正面形象留名史册，他们却对自己不怎么感冒，搞得李潼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祸国的反派人物。
所以当眼见到诸如魏元忠之流如今也恭敬的拜伏于自己面前，李潼心里还是颇有几分得意的。当然，内心里的这一点小恶趣他也不会真的显露出来，对于这些老臣们，基本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魏元忠见礼之后便被赐座，接着便开始讲述起此番山南宣制的经历与成果。相对于闹乱爆发的河洛地区以及战争仍在进行的河北，山南局面倒是平稳得多。
尽管有庐陵王幽居山南房州多年这一因素存在，但庐陵王在房州的时候是一个囚犯的身份，与外界全无互动，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而且逃离房州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山南人士参与并追随，反倒是将一部分不安于职事的官员一同带回了都畿。
所以都畿的动乱给山南局势带来的影响并不大，虽然地方上也有一些盗匪并蛮部作乱的现象，但这也都是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与朝廷方面的人事变革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有关这一点，魏元忠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就是派遣军事专使，对山南道诸州地方常备武装进行一番系统化的整改，罢除掉原本的折冲府，组织州县团练以维持地方治安。
魏元忠的这一点看法，倒是跟李潼不谋而合。山南道是一个很庞大的地理概念，作为核心地带的荆襄地区在南北朝乱世中更是长期的军事重镇所在。
大唐得国以来，对山南道的军事力量多作制裁，作为屈指可数的大都督府之一，荆州大都督府在军事上的职权被剥离更多。偌大地境之中，甚至就连折冲府都设置不多。
这样的安排虽然保证了山南地区没有对抗中央朝廷的力量，但也让山南地区的治安状况堪忧，长江水盗成患，蛮族山贼常有聚啸，严重制约了地区开发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山南道兴建团练，并不仅仅只是对地方治安有所改善，随着大唐国力恢复以及诸边边务稳定下来，肯定要继续加强对南疆地区的管控。诸如南诏这种不稳定的因素，自然也要加以制裁，届时山南道就会成为整个南方地区的战略重心，地区物料调集以及武力建设也就需要提前的统筹起来。
魏元忠在高宗年间本就以军事才能而受到高宗皇帝的赏识提拔，在武周时期更是出将入相。其人能在山南道的经略方面与自己保持一致，李潼对此也是颇感欣慰的，姑且不论心里恶趣如何，对于魏元忠的一些构计与理念，他还是颇为看重。
魏元忠也的确不愧数朝老臣的资历，一些小问题交代完毕后，转又言到一些比较深刻的弊病，那就是吏治问题。
“今山南道州县在事诸员，或罪身贬迁、或新稚初解，罪者忧惧惶恐，不能为地表人物见重，新人治术不精，无有良策深治地表敝情。直堂坐衙者唯竟日北望，勤于迎送，疏于务实，吏事浮躁，朝廷虽有仁政宣施，但因选用之弊而多有耽误……”
李潼听到这里，神色也变得郑重起来，并不急于插话，只是示意魏元忠继续讲下去。魏元忠既然主动开始这个话题，自然也是有着充分的准备，开始历数于山南考察的经历，通过与山南道官员们接触的具体事例来讲述如今山南道的吏治情况。
魏元忠列举了很多他所接触的州县官员，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而李潼在认真倾听完之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较棘手，还不仅仅在于官员的品德或者才能。
大唐立国以来便始终奉行重内轻外的国策，同样也体现在官员的前途及待遇等种种方面，地方上的人才以担任朝官为荣，对于就事地方则就显得兴致乏乏。大量的官员哪怕在朝担任冗官闲职，都不太愿意前往地方外州牧治一方。
这样的一种仕用策略，虽然能够维持统治结构的稳定，但也造成了人才分配的多寡不均。如魏元忠所列举山南道所出现的问题，一些偏远的州县官府缺员严重，甚至都有多年没有正印官的情况存在。
在州县任职的官员们，也谈不上尽责，这其中相当一批要么是罪官远流，要么在吏部铨选中便没有获得一个好的评价。罪官本身就心忧前程乃至于安危，在州就事也未必就能专心政务。下选的官员则就因为素质不高，即便想勤勉做事，又往往力有未逮。
地方上人浮于事、以及官员素质不够高，再加上惯常以来的价值观的影响，使得许多官员们用心根本不在本身的职事，而是专注于钻营，希望能够调回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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