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政殿朝会结束后，时间已经到了正午时分，群臣各自归署，但几名在朝宰相还是留了下来，侧殿用餐后又继续讨论了一些政策性的问题，然后才各自散去。
对于这一届的执政班子，李潼还是比较满意的。几名宰相各有所专、各有所事，基本上在他们各自负责的领域中，政事都能有条不紊的运行着，李潼只需总览大概，不需事必躬亲。正因宰相们尽心尽力，他才有闲情偶尔鱼服坊居，不必每天都紧盯着朝政事务。
当然，宰相们也并非一团和气，彼此之间还是略有摩擦。比如李元素自恃久事行台的资望，不怎么瞧得上格辅元这种靖国时期结束之后才归朝的宰相。而姚元崇对刘幽求同样有些不太感冒，认为刘幽求无参两省机要、骤攫宰相，是恃幸之徒。
诸员之间虽然存在一些矛盾龃龉，倒也没有达到耽误正常事务运作的程度，李潼偶尔从中稍作协调，大多数时间则就是视而不见。
外朝是比内宫还要复杂的场景，臣员们一团和气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没上升到产生严重内耗的程度，也实在没有干涉过问的必要。有才能的人难免棱角分明，但如果恃才傲物、搞不好与同僚之间的关系，逼得君王要亲自插手处理，那就越过了尺度。
宰相们也都是颇为成熟的政治人物，自然明白当下基调就是稳中求进，无论任何人破坏这一前提，哪怕他的政治主张多么具有前瞻性，也终究不够务实，是一定会被取代的。
更何况当今圣人从来也不是一个惟仗祖荫而幸居大位之人，该要对什么人事下手，自有一套标准，也从来不会拖泥带水。适当时候收敛棱角，也是他们各自都有体会的共识。
政事堂诸员各司其职，即定的政策方针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而李潼除了领掌大概之外，还有一件比较关心的事情，就是对后继队伍的培养。
从东都洛阳便创建起来的集英馆，既是李潼的一个智囊团，也是对中高层官员们的培养基地。此前集英馆诸学士如宋璟之流，都已经开始出治大州。后继者张说之流，也都逐步的开始崭露头角。
返回长安后，李潼对集英馆人事结构又稍作调整，确立了两名学士分知馆事，四名直学士掌判馆务，十二名侍读学士参编修、备问等诸事。接下来还要招收一定的馆生，进行一些教学、观政方面的工作。
两名集英馆学士分别是中书舍人李峤、门下给事中马怀素，四名直学士分别是陆景初、张说、郑浮丘与裴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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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峤与马怀素分兼两省要职，自然是李潼安排在两省的两个耳目钉子。李峤掌修《时政记》，而马怀素则开始领衔修编《则天实录》。两事虽然还没有正式从两省分割出来，但因为各自领事长官的缘故，集英馆诸人也能加入到相关的编撰工作中去。
四名直学士中，陆景初自不必多说，早年便是雍王府内学士，只因其父陆元方坐镇蜀中的缘故、暂时没有外放历练，毕竟父子并治大州有些不妥，若要外放的话，凭其资历也已经足堪大州通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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