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畅办案全凭意气,这自然不好。但这一份意气怨情,李潼也实在不好插嘴干涉,劝王美畅大度一些。毕竟劝人大度,天打雷劈。只要其人能保证基本的政务不荒,偶有一些迁怒行为,也在容忍尺度之内。
说到底,终究还是皇帝李旦在家务处理方面过于多情软弱,没有树立起一个说一不二的强硬形象,才让这些亲戚门户各自生出许多斤斤计较的怨情。
抛开这些皇帝家事不谈,李光顺讲起蜀中的情况也是井井有条,其人能力或许不强,但做事胜在用心。
而且蜀中由于其闭塞环境,本身又远于朝廷核心的利益纷争,在事的官员得以专注于事,没有受到太多外界时局动荡的干扰,政治还算清明,民生也算稳定。诸众情况汇总起来,不失作为一个稳定后方的条件。
对于蜀中这样的情况,李潼也颇感欣慰,眼下的大行台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够切实助益的补充,而不是利害纠缠、虽然利益不少但麻烦也一大堆的板块。
蜀中成都平原,虽然也有天府之誉,但周边恶劣的物流环境,并不利于大规模的钱粮外调,如果只凭常规手段进行管控,也并不足以成为关中的大粮仓,运输条件实在是达不到。
但蜀中物产丰饶、宜于囤聚,兼之外部环境相对安全,这又是其他地区所比拟不了的优势。正常情况下,蜀中这种优势可以使其成为一个绝佳的避难所,周边有乱可以避难其中。
如今,时局中有了飞钱这种兼具一定金融属性的新事物出现,蜀中又可以作为飞钱的本钱金库所在,成为一个绝佳的承兑中心。
金融或者说资本的力量,在当下这种中古世纪的生产力水平下,当然是没有强大到能够成为一国之命脉的程度,否则历朝历代便不会以重农抑商为根本。
农耕政权中,土地的产出就是维持一个政权的基础所在,其他任何获取资源的途径都不能与之比拟,因为土地恒有所产且不失度支。任何中原王朝的覆灭,都与土地政策的得失休戚相关,哪怕是自嗨过头、亡于外族的西晋。
当然也不可否认,商贸政策的合理应用,对于朝廷行政手段的不足也是一大补充。特别是大唐这种幅员辽阔、战线绵长的强大帝国,单纯农耕为本的行政手段,远不足以维持长期有效的统治。
李潼要把成都打造为一个金都的想法并非起于一时,当他提出飞钱这一概念的时候,心里就有相关的设想。不过当时的他刚刚结束丧期,仍然面对一个前途未卜的问题,纵有想法,也没有尝试的条件。
现在虽不至于说条件完全成熟,但起码也是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权,一些设想可以放开尝试。
蜀中的人事调整,自有大行台在经过充分权衡后拿出一个整体方案。至于眼下,李潼则就跟李光顺商讨一些具体的设想细节:“未来蜀中勾连各方的商贸事宜,必然是要做一个统筹监管。之后行台会于益州大都督府之外,加设一个市榷使职,征取榷税,以金银为钱,量货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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