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潼身为大行台长官，其下便是诸行台尚书。当然不可能六部设齐，像吏部、礼部这样司职选举与典礼的要司，就不可能设在行台。
眼下李潼也只委任了两名尚书，姚元崇担任行台兵部尚书，毕竟姚元崇离都之前已经是兵部侍郎，对于兵部事务的运作也是熟悉得很。李元素则担任行台户部尚书，主管户籍、钱粮以及诸胡州贡赋事宜。
这两名行台尚书，便是大行台最重要的主管要员。
除此之外，大行台还细分为二十三司，分别由诸行台尚书郎分领专事。这基本上就退回到了魏晋时期的霸府状态，毕竟中央三省六部乃是历代制度改革最终完成形态，大行台作为其残缺形态，制度结构上是要有一定退步的。
两部二十三司，便是长安大行台的基本结构。再外部便是诸州刺史、都督，但像其中一些雄州、望州，李潼也根本就没打算任命主官，而是将这些州的刺史、都督之位留给一些资望高的行台要员遥领寄禄。
像娄师德便以岐州刺史领掌陇边屯田事宜，杨再思则以雍州长史领长安国子监事。这样一通分配下来，一些资望高的老臣也不会因为行台位置太少而屈就卑职，本身的官品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至于诸州事务，则就由长史、司马、别驾等上佐负责。其中长史主管政务，司马则分领兵事，别驾司职钱粮，而不再只是诸事统于刺史一人。
一些内陆的州府，自然可以如此简单直接的进行职权分割调整。特别一些地处边远、战略位置重要以及自然资源丰富的州府，则就很难再这样进行简单粗暴的划分。
特别陕西道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其中有将近一半的州府都要长期维持一定规模的驻军，像陇右的鄯州、洮州以及朔方的灵州、丰州等地，更是完完全全的军州。
职权分割，说起来只是一句简单的话，但在这些特殊的地区，做起来可真的不轻松。
事权分割、彼此制衡，看起来是颇为稳固的结构，可若落实在实际的场景中，即便不考虑勾心斗角、彼此掣肘，哪怕仅仅只是各自权力行使中的内耗，配合稍微出错，差之毫厘，便可能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
而且眼下正逢府兵制崩溃，是从世兵制到募兵制转型的一个关键过程，既要顺利完成这样一个过渡，还要保持足够的战斗力以镇压外敌，无疑是更加严峻的考验。
在这方面，李潼也没有太好的计策。脱离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制度优越与否根本不必讨论。
陕西道大行台从创设伊始，就是一个军事色彩浓厚的霸府形态。吐蕃和突厥，以及其他摩拳擦掌、待时而起的胡部，这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军事敌对目标。
顶着这样庞大的军事压力，李潼也不可能发起一场触及根本的军事改革，只能就陕西道当下的军事基础进行修补营建。
眼下整个陕西道辖区范围内，军事力量可以说是颇为可观。安西的三万驻军，陇右有六万余甲兵，河曲则有五万出头，而在长安京畿周边甲兵包括团练武装，也在三万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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