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月望日这一天的朝会上，沈哲子果然不负众望，提出了一个“不循不隐，事断于公”的口号。
不徇私舞弊，不为尊者隐晦，一切事务惟求公堂昭然，这在后世看来，或是一种无需申辩的政治正确，哪怕在具体执行中总要打一折扣，但在意识形态中的正确性却是无可置疑。
但在当下这个时代，尤其是在两汉以来豪强不断做大、已经演化成为门阀执政成熟体的东晋政局中，这一政治口号绝对具有着振聋发聩的震撼力。
中兴以来，行政执法向来遵从一个循礼循情的主旨，大多数时候，情甚至还要在礼之前。比如王导的宽以待人，网漏吞舟，不以苛法待士。甚至就连庾亮这个所谓刑名执政，其酷厉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对宗室和政敌、尤其是方镇力量的制约和打压，真正于律法上的创建其实缺缺。
包括在真实历史上，桓温担任荆州刺史，属官受刑，棍棒只从官服擦过，其子桓歆笑讥棍棒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桓温却是叹言犹患其重。所谓慈不掌兵，甚至就连桓温这样手握重兵的分陕方伯，都要以简刑为美！
人性中的恶向来都是纵容出来的，没有天生的坏种，小及怀抱婴儿，一旦骄纵成性，待到长成有了更大的作恶能力，都是不可收拾。
其实从沈哲子的立场而言，依法治国也不是要打造一个承平且井然有序的世道，当他成为真正的掌权者，思考问题自然要从整个国家的体量而出发，所关注的重点也不是具体人事感受，而是因为这是一种最简便可行、节约成本同时又免于争执的治国策略。
此前的沈哲子，不是没有想过借鉴北周、隋、唐一系的帝国形成，以自己出身的沈家为中心，联合时局中真正有进望前瞻的门户人家，甩开臃肿的门阀体系，从而打造一个类似关陇门阀的军政集合体。
在进行这些考量的时候，沈哲子还是落入了流于表面的经验论，忽略了他与宇文泰处境的不同。
宇文泰出身鲜卑，其所立足的基础北魏也是一个胡人政权，虽然北魏也进行了相对比较彻底的汉化，但在真正的政治制度上面相较于东晋时局还是要粗犷原始得多。
尤其在宇文泰之前，尔朱荣所发动的河阴之变又将大量北魏上层政治精英屠戮殆尽，立此残基之上的宇文泰天然便少了许多掣肘，改革的空间要大得多，也因此走出了一条汉胡融合的新道路，奠定了隋唐盛世的基础。
可是沈哲子面对的状况不一样，他所立身的东晋朝局那种内部的咬合与羁绊实在太多了，虽然过去这些年他也从久有的体系中汲取出大量养分以供自身壮大，但是这一次江东动荡，颍川庾氏的加入可以说是宣告了沈哲子这种尝试的破产。
沈哲子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年轻，他也并不认为凭自己一己尝试便能一次性的穿透、终结这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分裂大乱世，所以尽管在这条道路上有所尝试，但也从未将之当作唯一目标。既然此路不通，那就再换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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