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愔对这些都下轶事少有所闻，听到这里不免好奇道：“南人殊少书家，既然群流都不能辨此真伪，何以那纪昌明能够一眼窥破？”
“当时时人也都好奇有问，纪昌明则回应无他，不过手顺眼熟而已。昌明之父纪使君同样雅好墨韵，但却笔力有欠不为人重，常以此为憾。昌明则承于父志，凡坊中有前贤墨迹流传，则必重金访求，昼夜熏陶，造诣日深。这便是浮财助学，远超侨人累世传承之功！”
那沈家子弟讲到这里，脸上更是洋溢起十足的自豪之色：“若论及义理学技，我们吴人肯定要自甘于后，这一点无可争议。但人皆有争先之心，以我富盈之物而逐我短缺，虽万金之耗又有何惜！昌明此例只是小事，中兴至今，南北多有要修治中朝史籍之说，但成书多有疏漏粗劣，而我家则不计财力之耗，索籍重编，不日便可面世。此书一成，余史都可尽废！”
郗愔身为一个侨人，听到这沈家子如此自夸吴人，心里自然有些不自在。但听到这里，他也总算明白过来，这些吴人子弟们一个个看似穷奢极欲的挥霍无度，但其实本质上是要恃着吴人在乡资财力上的优势，以达到全面赶超侨人的目标，甚至包括在文化上！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郗愔也不再只是以批判的态度来观看这些行为。老实说他虽然也不乏身为侨人的优越感，但也不至于对吴人就完全的歧视，尤其沈司空与梁公父子俱贤，更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前沈司空向他讲述的那些道理，此刻再结合着这些吴人子弟们看似疯狂的买卖行为，郗愔也渐渐心有体会，意识到钱财的作用可不仅仅只是满足人的生存和欲望享受那么简单，其作用之大远超自己的想象。
而只有明白了这些，金钱在他手中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也就是沈司空所说的得于财利而避于财弊。
郗愔这么想，其实倒是把沈充的用心想得过于高尚了。
其实沈充最开始的目的，只是为了敛财而已。虽然江北局面越来越稳定，但自从台中摆明车马对沈氏进行打压后，还是给沈氏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虽然沈氏乃是吴人目下当之无愧的领袖，但也并不是说所有吴人门户都要沦为对他们言听计从的附庸。随着局势走向日渐严峻，自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吴人门户心里打起了小九九，不愿过于冒险将资货北输，将所有筹码都压在沈氏身上。
所以今年以来，吴人的商贸热情被极大程度的打压，大量时人在资货用度方面选择囤积而非向外输送。再加上台中在运道方面的钳制并淮南本身策略的调整，所以今年向江北投放的钱粮大幅度缩水。
可是沈充却深知，若想取得这场博弈的最终成功，单单强兵是不够的，钱粮方面必须要储备充足。无论是前期的维持局面，还是不得不正式发兵，包括动荡之后的重建，都少不了钱粮的铺垫。
但在这种形势下，他若是用强逼迫，必然适得其反，会让沈家更加乏助，所以只能在别的方面想办法。
所以沈充才与钱凤策划良久，组织起这样一番歪理言论，用以煽动这些吴人后进子弟们竞撒浮财，通过各种手段将之吸收过来化作储备之用。
当然这番言论是难免蛊惑之嫌，但基本上还是自愿为主，而且这也符合沈充的一贯形象，谁家要因此抱怨，那就要怪你自己没有教育好子弟了，与人无尤。
沈充这番言论兜售以来，他自己都没想到居然获得了极大的反响，不独大量的吴人子弟奉若圣圭，甚至就连一些侨门人家都不乏拥趸。
这番歪理如此有说服力，主要还不在于本身有多强的说服性，应该要归于时人对于类似深入世务的成功学的渴求与追捧，哪怕对一些以经书家学渊厚传承的旧望门户而言，都可以说是他们认知的一个盲点。
的确沈家除了家资雄厚之外，余者无一可夸，但能够培养出沈维周那样出色的子弟肯定是有其独门技巧的。如果花钱就可以的话，谁家又会舍不得？
至于后续那些吴人自强意识的觉醒，全面赶超侨人等相对正面的意识，那是随着事情的逐渐发展而被逐渐挖掘出来的。
的确，烧钱这种行为是让吴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吴人在侨门面前获得满足感和荣耀感，通过这种拜金的心理，来抵消文化上差距所带来的自卑。而且也的确有品质、有质量的生活是需要以优越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
而这种吴人整体意识的觉醒，也让沈充察觉到当中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此前他就患于随着台内执掌实权的吴人台臣被接连逐出，使得他在京畿周边能够控制的力量偏于弱势，可是现在大量吴人年轻子弟们直接受到他的理论影响，这就是一股在关键时刻能够化为己用的力量！通过对这些年轻人的影响，直接扯动出其各自家族势力为用。
“伧贼练兵于乡，妄图以强众杀我，而我则藏甲于野，待时痛击软肋，届时倒要看一看，谁会更加吃痛！”
密室中，与钱凤等心腹讨论起各方的准备，沈充也是不乏自得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