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得知之后自是大怒，他这些蠢物儿子们，个顶个的不让他省心。即便是他有此类想法，那也应该徐徐阴图，试探人意之后再作打算，这样直接找上门去问到当面，那么是让人答应还是不答应？摆明了就是在逼人要与陶家划清界线！
后续襄阳战场上，之所以没能集结众力打出一场类似淮南那种震惊世人的决战，其实也有着这方面的原因。众将或有忌惮，或有猜疑，宁肯各自为战，都不愿集结起来，唯恐被夺部曲人众，成为陶家诸子内斗争位的牺牲品。
儿子多了未必是福，尤其不成器的也多，对于那几个特别过分的儿子，陶侃恨不能收而杀之！如今这个形势，就算他此前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众将已生离合之心，尤其一些反对者警觉已生，私下不乏勾连，已经不可再谋。像这样的旧日中伤谣言再次喧嚣尘上，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所以，为了能够平息众愿，表明自己的态度，襄阳战后不久，陶侃膝下诸子凡在镇中任职者，俱都被去职不用，全都弄巧成拙。
“儿辈俱是豚犬庸才，实在是难堪重用。家势未来若想安稳以继，还要多多仰仗彦遐看顾。”
陶侃讲起这话，心内颇多感慨，对于陶臻的才能和眼光，他是十分的信任。要知道他能有如今的名位，也是多亏了陶臻的帮忙。
陶家在东吴年代不入世族，中朝之后则更加式微。陶侃早年虽然也在注意结好名流，但其实收效甚微。他人生真正迎来转机，已是年过四十之后，当时中朝名臣刘弘坐镇荆州，恰逢义阳蛮族张昌作乱，陶侃被刘弘招至麾下，才终于得以领兵作战，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并且在其后的陈敏作乱中，得以出任举足轻重的江夏相。
然而好景不长，过了没多久，陶侃的恩主刘弘便去世，而陶侃也因丧母而不得不离职服丧。等到他再次出山时，局势已经发生大变，当时琅琊王司马睿已经南渡，且与时任江州刺史的华轶不乏矛盾。
陶侃当时被华轶举用，然而他的侄子陶臻却认为华轶势不能久，背着陶侃私下里投靠了琅琊王司马睿，逼得陶侃不得不与华轶划清界线。事实证明，陶臻的选择是对的，假使当时没有陶臻私自决定，陶侃或许已经要给华轶陪葬，更不可能获得如今的权势名位！
陶侃自知家事如何，他以寒素身登高位，虽然过去这些年也不乏提携施恩，在镇中颇具人望，但是得罪的人也不少。一旦权位不在，极有可能会遭到打击报复，尤其诸子俱都顽劣，一个个不知忧为何物，他在世时尚可有旧情庇护，可是一旦不在了，很有可能便祸不远矣。
儿子们不堪寄望，所以陶侃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陶臻身上。
陶臻听到这话后，也是不乏苦笑，叹息道：“叔父厚望寄我，我又怎么敢懈怠。我只是担心才庸力浅，未必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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