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爹的判断，沈哲子也是认同。流民帅虽然兵势极强，但缺点则是山头林立，难以统御。时下手握重兵的这些流民帅，大多在北地裹挟坞壁主部曲南来，彼此之间地域、利益都有冲突，难于调和。甚至就在一个山头内部，都有诸多宗族乡人们彼此矛盾深深，各怀怨望。
这样的形势，并不能简单粗暴的归结为国人好内斗这种虚妄之词。越是纷乱年代，个体的存在感就越弱，越需要加入一个组织来求取安全感。一旦有了组织，彼此自然就会有利益的冲突和难于调和的矛盾，并不会因个人的意志而有所转移。
所以哪怕会稽急需大量人口填充，沈哲子也不敢放开限制大量接受难民。难民们之间那些天然的宗族乡亲联系，很容易就将流离失所的难民导向为无恶不作的暴民。这样一个年代，善恶之间本就没有明显的分界。
这也是为什么终东晋一朝，流民帅虽然掌握强大力量，但却始终不足成为一股成气候的政治势力。如此复杂的内部形势，根本就酝酿不出来一个成熟的政治诉求和企图，只能辗转在高门之间，作为爪牙受人驱使。
相对于淮北兵乱，沈充更在意的则是郗鉴出镇京口之事：“郗公东往，可谓真正能左右时局之布置。荆州、历阳应是多有不适，我家亦要深思日后要如何自处。”
他是深知郗鉴对流民帅能够施加的影响之大，早年力劝王敦将郗鉴召入朝中。然而眼下终于困不住此人，一旦其降临京口，可知整个江东的局势都会有所动荡。
听到老爹这么说，沈哲子也感无奈。早先郗鉴之所以久谋外任无果，除了时机不到之外，也不乏各地方镇联合的抵制。京口位置显重，流民众多，此前没有一个强藩坐镇，尚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沈家也是借助东面空虚的时机，才能入主并且稳定住会稽的形势。
但郗鉴离都后，京口能够发挥的作用则就大得多，西向拱卫京畿，南下震慑三吴。可想而知，以后沈家必将承受来自京口方面的压力，难再如以往那般超然吴中。
郗家既得到执政高门的接纳，又能对流民帅施加不小的影响，这种天然的优势，注定了其家必然要坐镇京口这样一个显重内藩。
沈哲子早知这局面不可避免，因而提前数年就开始布局，从最开始的隐爵隐俸，一直到如今的吴中商盟，都是为了保证能够抵消京口压力，乃至于反制京口。但也正因为这些布置，他家与郗家之间必然不会和睦，若易地而处，有别家在会稽诸多布置钻营，也是沈家所不能忍受的。
此前的诸多布置，眼下到了接受考验的时候。究竟是郗鉴坐镇京口强力驱除沈家在京口的布置，还是沈家能够顶住郗鉴的压力，在京口成功扎根下来，尚需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