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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赫煊带着帽子走出放映厅，帽檐压得很低，这样不用担心被人认出来，毕竟他的照片经常出现在报刊杂志上。
这种打扮并不奇特，来看电影的男人，有将近三成都戴着帽子。
戴帽子似乎这个时代的潮流，无论欧美还是亚洲，男人女人出门很喜欢戴帽。几年前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制服条例》，甚至有专门的带帽规定，比如学生、公务人员在正式场合必须戴帽，夏天戴白色帽子，冬天戴黑色帽子，颜色错误是要被嘲笑的。
周赫煊现在戴的就是一顶男士礼帽，圆乎乎的类似于飞碟形状，帽檐上方还箍着一圈丝带。这种帽子在民国影视剧里很常见，比如谍战剧的地下党接头，主角往往是穿着长衫、戴着礼帽，摘帽时从帽子里掏出一张字条悄悄传递。
周赫煊顺着人潮出去，看完《红尘》的观众脸色兴奋，却憋着不肯提电影内容。而那些看完《神女》的观众，则一个个义愤填膺，不少人边走边讨论剧情。
“那个流氓太可恨了，简直就是人渣！”
“可不是？要我说啊，就该早点报警把他抓走。”
“报警有个屁用，最多关进去几天，等放出来以后女主角更惨。”
“阮玲玉演得太好了，看到她在电影里被欺负，我忍不住就想哭。”
“还是周先生编的故事好。”
“你们看过《神女》的原著小说吗？”
“没怎么看懂，跟电影完全是两个故事。”
“原著小说里也有这个情节，不过写得更隐晦凌乱，而且原著女主角比电影更惨。”
“……”
从这些观众的反应来看，电影版《神女》无疑是成功的，极大地调动了诸多观众的情绪。当然，美国大片《红尘》也很成功，一个个看得红光满面，就跟80年代的人在录像厅里看小电影一样刺激。
就在周赫煊带着费雯丽北上天津时，两部电影的口碑都发酵了，只不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很多卫道士站出来猛批《红尘》，认为这部电影宣扬的是**思想，并呼吁政府禁止放映这样低俗的影片。当局表示很为难，一边碍于舆论的压力，一边又碍于美国电影商的压力，最后只能选择一个折中的做法：《红尘》只能在特定的大戏院放映。
而《神女》则获得人们的一致认可，特别是里面反应的社会问题，引起广泛的社会大讨论。妓女的儿子有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父母的职业不正当，子女长大之后就一定是坏人吗？
左联的机关刊物，把《神女》定性为一部反封建的进步影片。田汉甚至亲自写影评说：“电影跟书籍、报刊一样，也是传播思想的有力武器，是改造社会的良好工具。电影不应该只是情情爱爱的伤春悲秋，更应该反映底层人民的生活，反映尖锐的社会问题，《神女》为我们的电影工作者提供了优秀的参考。”
此时的中国电影人，以张石川和郑正秋为代表。两人虽然合作创建了明星电影公司，但他们的电影理念却各不相同。
张石川走的是商业路线，提倡电影“处处为兴趣是尚”，观众习惯看什么就拍什么，他的代表作是《火烧红莲寺》。而郑正秋却认为电影应该改良社会、教化民众，代表作有《劳工之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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