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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别看在服装夜市上，洪衍武的人每天都在用小刀子刷刷地片着老百姓的肉，可偏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就因为货色时髦，多种多样，而且有自由划价的空间。
在“挨了刀”的老百姓里，居然有不少人，反倒感觉这个市场办得比国营的好，让他们受益良多。
像那些没有工作，贪图时髦，每天只会拎着录音机逛大街，哭着喊着也要臭美的年轻男女们就不说了。
那都是些宁肯不吃饭，偷邻居家鸽子和自行车铃卖钱，也得穿条牛仔裤在街上招摇的主儿。
他们是服装夜市最稳固的客户群体，赶都赶不走，背地里也是最爱替服装夜市扬名。
可除了他们以外，对服装夜市存有好感的，也不乏许多有着稳定工作，追求正常生活的普通人。
像1982年春节前就要结婚的王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服装夜市，她才没给自己的婚礼留下遗憾。
如果从社会整体氛围来讲，其实从去年起，新娘和新郎穿的结婚礼服，就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单调刻板了，已经有人敢于把大红色的衣服穿在外面了。
而性格热烈外向的王芬显然更要超前一些，结婚头俩月前，她就一直在琢磨，该穿什么样的服装，来为自己的婚礼留下美好的回忆。
最后她想起了“运动”中毁掉的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就决定做一身旗袍。
等有这个想法以后，她就到京城的各大商场去转。
转来转去，选了一块古香缎的料子。
虽然每个月只挣四十多块，可她还是狠了狠，拿出俩月工资，花了八十多块钱把这旗袍做下来了。
要说穿上倒是真美，但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后来问母亲的意见才知道，敢情穿旗袍是要带首饰，穿高跟鞋的。
这下可又犯了难，因为高跟鞋和首饰价格高昂就不说了，关键难以买到啊。
百货商店里即使有高跟鞋买，也需要七张工业券呢。
而珠宝首饰更是难觅其踪迹，恐怕得到传说中的“友谊商店”才有可能一见。
凭她一个普通工人哪里够得上呢？
结果恰恰就在离婚期不足一周的时候，她终于从单位小姐妹的口中知道了服装夜市有卖高跟鞋的。
在这里，她不但买到了比百货商店里更洋气，更便宜的红色高跟鞋，还买到了梦寐以求的珠宝首饰。
虽然是假货，可既漂亮又便宜，一下子就让她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就这样，结婚那天，王芬不但带上了项链，还有耳环、戒指，胸口还别了一朵珠花。
她发型是把头发整个烫起来，那种波浪的大花。
这样再穿上一身红色的旗袍，踩上红亮的皮鞋，那真是鲜亮异常，耀目至极。
果然，在她把这当时还堪称另类的行头穿戴好以后，再穿上大衣，坐着小车来到新郎家，一经闪亮登场，就立刻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那天婚礼上，无论是婆家人还是街坊邻居的目光都非常新奇，盯王芬芳的旗袍看了半天都不愿意离开。
大家都觉得太惊讶了，怎么穿这么漂亮啊！
就连新郎的亲兄弟都说，“嫂子你太漂亮了，把我们家整条胡同都给镇了。”
与王芬的情况差不多，在1982年的春节前夕，日报社编辑杜牧林也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春节之后，他就要参加单位的出国考察团去日本公干了。
而忧的却是，出国的置装费却严重不足。
他们的单位不比国家部委大机关，经费充裕。
动辄出国考察团就十几位、几十位成员，置装费一发就是五百块。除了做两身衣服，还能有剩余买双好皮鞋，买条丝绸领带的。
他们只发了三百元。而那仅仅够“红都”做一身半西装的，其余不足部分就得自己补上了。
可他的工资才有多少啊？七十块而已，妻子才四十块。
填上这个窟窿就要他们两口子一整月的工资啊。
家里刚刚置办上电视，不但手头正紧，妻子还想攒钱买个洗衣机呢，这一百块钱填上，那不等于凭空花掉了半拉洗衣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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