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和洪衍争同一个车间的几个同事吧，他们身上的事儿就挺典型。
由于“结婚潮”铺天盖地而来，于是从这一年年初开始，这几个木匠就开始变着法的弄病假条，好去干私活，给人打家具。
这不比在车间里，非常的艰苦，又冷又累，可也真实惠呢。每顿饭主家得酒肉招待不说，活儿一干完，票子立马就进兜了。
而且活多的干都干不完。忙上一个月，每个人最少也能分个百八十块的。那就是两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加奖金啊。这年头一个劳模，也无非才奖励二十块嘛。
那好，从干上这个以后，这几个小子的烟酒水准就直线上升了。偶尔回单位就散烟，就请客下馆子，那嘚瑟得简直飘极了。
这么一招摇，起了带头作用。车间许多其他的工人也大感羡慕，就陆续被他们拉下水不少。
只唯独手艺最好的洪衍争不缺这几个钱，从未动过心。
他既不想找事，又正在师傅的严管下用心钻研木工手艺，还琢磨着怎么修理家中那些有残缺的老旧木器呢。
结果反倒因此成了车间里的另类，被说成了“有钱都不知道赚的傻子”。
可后来怎么样呢？就在这个月，这伙子干私活的人接了笔急茬的大活儿，偏偏又没那个本事，结果出事了。
他们答应主家的“老虎腿”给做成了“南瓜腿”。不但一分钱没挣到手，还让人倒追着要他们赔木料。
再后来这帮小子扛不住了，索性不认账，撒丫子跑了。
可偏偏主家很有几分本事，绕了几个弯竟追到“红星家具厂”来了。这一下事儿可就闹大了，彻底成了厂领导摆在桌面上，要一查到底的“大案要案”。
最后厂领导的集体意见是，不但要这帮小子把钱如数赔给人家，而且还得让他们把长期以来的“违法所得”全部上缴，并杀鸡儆猴地给带头几个人留厂查看处分。
这几个小子当然不干啊。退赔和处分好说，可这多半年靠滴汗珠子挣来的好几百块钱谁舍得啊？犯法吗？不犯！凭什么上交？
可厂里也有说辞，说端着公家的碗，就得服公家的管。何况他们干活都用的是上班时间和厂里的工具，车间木料不明原因减少怕也跟他们离不开关系。不交行啊？那就等着开除吧。索性厂子不管了，给你们彻底的自由，发大财去吧。
得，这下这几个小子老实了。不得不老老实实照办。
因为外面挣得再多，可老了怎么办啊？旱涝保收的日子又早已经习惯了，谁敢扔了这铁饭碗啊？
更何况干个体这身份丢人啊，别说家里人觉得臊得慌，父母能把他们赶出见。就是介绍对象，人家一听也得跑，谁敢轻易走这步呀？
就这么着，这会儿又有人开始嘲笑他们了。说偷鸡不成蚀把米，傻不傻啊？看看，还是人家洪衍争稳当，一个劳模又板上钉钉了，公家的二十块拿的多踏实啊。听说上头为了让他好好管管这帮小子们，还想让他接车间副主任的班儿呢。
得，弄得这些灰头土脸的主儿更看洪衍争不顺眼了。
同一时期，与木匠蒸蒸日上的需求量相反，安太阳和安月亮哥儿俩的“倒蛋”事业，却遭遇了重大的打击，几乎到了赔本赚吆喝的地步。
敢情早从1974年起，京城市政府就把解决鸡蛋供应紧缺问题划为民生工作的重点，为此还专门召开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养鸡工作会议。
政府当时采取了提高收购价、安排孵化器、提供雏鸡、赠送部分饲料的举措，来提高农民养鸡的积极性。
可尽管此法较有成效，但因为京城需求量过大，仍旧存在着巨大供应缺口。试行一年后，发现仅靠民间养殖无法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1975年起，京城政府痛下决心，开始投资兴建机械化的养鸡场。到了1978年，大兴红星鸡场首先开始投产，当年年产就达到了165万斤，极大缓解了首都鸡蛋紧缺问题。
随后峪口、俸伯、东沙、红华等大型机械养鸡场也陆续开办投产。再加上“鸡屁股银行”的诱惑，农村也开始出现了集体养鸡场和农民养鸡专业户。鸡蛋供应量一年比一年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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