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距离“伟人”《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这一时期，除了为了“响应”谈话，最早一批由机关、企事业单位出资建设的住宅小区，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到了落成使用的时候。而且从1976年至1980年这五年间，京城市陆续建成房住宅面积也达到了1126.4万平方米。
另外，为解决建成的房屋四处扯皮，不能尽快投入使用的情况，在今年2月16日，国家顶层又召开扩大会议发布决议。要求任何机关单位，凡是建好了的房子，限期三个月之内住进人，否则就由京城市政府没收。
于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整个京城逐渐掀起了一轮搬迁狂潮。
这一下子，和打家具的木匠、颠大勺的厨师相仿，连蹬三轮车的个体“板儿爷”也忙得热火朝天起来。
不能不说，和以往相比，新建住宅的公共设施与生活设施比较齐全，住宅的建筑标准也有很大提高。
因此在这个月，剧作家苏书阳告别了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巷子，乔迁新居后。完全是带着一种非常愉悦的心情，开始写作电影剧本《夕照街》的。
或许也是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这部影片结尾处，夕照街的人们同样告别了他们维系数十年的过往生活。
大杂院，公厕，拥挤的胡同随着残阳夕照渐渐消失。未来生活的模样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朦胧浮现，等待被塑造，成型。
当然，职工对住宅需求出现了高升增长是社会普遍现象，哪怕房子盖得再多再快，跟这段返城高峰期每年以几十万计算的回归人口一比，就成了杯水车薪了。
无法解决终究居于多数。这就像食物链一样，注定了不可能所有人都有这种福气，搬进窗明几净的新单元房。
可有一些人又实在是缺房到了不能继续等待的地步，于是让年轻的夫妇们住进筒子楼，不失为一种暂时缓解单位住房困难的好办法。
同样是在这个月，人艺演员杨力新也在三楼分上了一间面积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和妻子一起住进了首都剧场的后台。
尽管房间实在摆不下什么东西，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带推拉门玻璃的茶具柜就没地儿了，但与那些仍旧是没有还分布上房的人相比，杨力新已经深感满足了。
唯独使他感到不太适应又有些为难的，是新生活里未免充斥着一些忐忑仓皇的色彩。
因为住在筒子楼里，生活中大部分的隐私和习惯只能暴露在邻居的视野中。谁家的事情，别人家很快就知道了。大家都没有特别的私密，关起门你睡觉，开这门每家可以穿来穿去。
要说也是巧了。这一年很快就要上映的电影《邻居》。恰恰反应了社会住房紧张的矛盾与现实。
同时也对在这种内部有着长长的走廊，厕所，水房，厨房公用的筒子楼里。一家一盏灯，一户一个水龙头，一个电表的生活方式，有着比较详实的体现。
这让这部电影成了那一个时期国人生存形态的一种记录。使得乃至今天，我们对多户人家聚居在一个大楼道里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仍旧有据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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