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按照钢架的尺寸为两辆车编制了八个分层的鸡蛋筐。又将每个钢架和鸡蛋筐之间垫上了草垫子。
说实话，兆庆简直把这两辆车装固得像两辆坦克吗，又科学又稳当。
尽管他们为了安全主动还减少了装载量，每车也差不多装上一千个鸡蛋。按六个一斤估算，就是一百六十斤。
还别看这些鸡蛋怕碰怕碎，可一个个摆进筐里，放进钢架，哪怕一路上坡下坡，曲里拐弯地奔波百十里地。到时候鸡蛋收进箱里多少，拿出箱子还是多少，一丁点皮儿都没破。
所以有了这两辆车，他们又把单次倒卖鸡蛋的规模扩大了数倍。
不说别的，安家哥儿俩被洪衍武第一次领到市场上时，他们简直把整个市场倒卖鸡蛋的小贩都惊呆了。
连收鸡蛋的工作人员都围着他们的车转了好几圈，直嚷嚷“你们俩小子太他妈厉害了！弄来这么多鸡蛋，居然就没有破损的！”
当场，他们哥儿俩就赚到了三十六块钱，那可是一个技术工人的整月工资。真要按月计算，他们俩和兆庆每人都能挣七八十块。
这让安太阳和安月亮都感到说不出来的骄傲，说不出来的自豪，说不出来的了不起。他们觉得自己就是百战百胜的将军，是无所不能的神仙。
因此鸡蛋卸完后，他们浑身的劲儿反而更多了。在蹬车回家的路上，他们俩简直像喝多了的人闹酒炸。
一个喊，“雄关漫道真如铁，如今迈步从头越！”
另一个更直白，“两辆车子八个筐，工资超过胡耀邦！”
都他妈不知怎么嘚瑟好了！也就是没人听见，否则绝对惹来麻烦！
也正是在这同一时期，京城热闹的街头重新出现了很多茶摊，一些青年在那里满腔热情地卖大碗茶，供汗流浃背的过往行人去暑解渴。
从早到晚，顾客络绎不绝。前去光顾的既有本地职工、外地游客，也有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宾。仅前门一带的几个茶摊，一天接待顾客就有近万人。
干得最好的，也是后来唯一发展壮大的，是一个叫尹胜喜的中年人。
他是主动放弃了街道办事处的正式工作，带领一群待业青年，白手起家，创立了一个以“京城大碗茶青年茶社”为名集体所有制的公司。
但这个在日后声名赫赫的“大碗茶集团公司”的创始人，此时做出的这一选择，不但为外人不理解。甚至这在他的女儿看来，也实在是一件丢人的事。
她不但从此不再去前门大街，甚至最怕听到别人询问自己的父亲。
因为外人知道后一说就是，“你爸一个正式的国家干部，怎么傻到扔了‘铁饭碗’，卖上大碗茶了？做买卖多丢人呀，干点什么不好？”
同样还是这个夏天，家住美术馆南，王府井西，“翠花胡同”里的郭培基和刘桂仙，正为了自己两个上山下乡返城的儿子发愁。
他们这对老夫妻都是做饭的，没什么门路。除了在街道办事处挂号排队，根本找不着办法解决儿子的问题。一个月靠俩人工资养活五个孩子日子也着实困难。
这种处境让老两口睡不着觉了。他们思来想去，俩人都觉得儿子工作最好的办法就是开餐馆。
这样他们就去工商局提出要开饭馆来了，可此时国家在批转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文件中，虽然首次提出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但只允许向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者发放营业执照。饭馆可都是国营集体的，要想开餐馆、干个体，那可是件新鲜事儿。
所以哪怕刘桂仙跑了无数次，每天去工商局得谁跟谁磨。可仍然只得到一句回复，“你先回去吧，你的事我们得再讨论讨论。这事儿，目前还很难办！”
这种结果不奇怪，毕竟什么事都要个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
在这一年，京城第一家个体餐馆的申请人，注定只有落寞的收获。他们必须还得继续坚持下去，继续锲而不舍的努力，才能赢得命运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