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中往往会存在上百个组织(各种社区、正式组织和群体)，几乎所有这些组织都在有意识地制造不平等的体系。超市、学校、医院、俱乐部、城市、乡镇、工厂、警察局、牙医诊所、监狱——所有这些都展现了组织如何被定位在一个业已建立的结构中并从下往上排序。只要有一家公司开张，不平等的职位就会被建立起来，人们受雇于下面这些职位:董事长、首席执行长官、副主席、人事经理等。此外还有更多的职位，如市长、总统、副总统、联邦法官、州立法官、市级法官，也都是等待填补的定位。每一个已经存在的组织都会创造出诸多定位，并会针对这些定位按照权力、声望和特权进行排序。
“组织”这个词告诉我们，这些不同定位之间的合作会被命名和排序。许多个世纪以来，这些组织都是传统的。责任、权利、权力、声望和特权都由传统决定。社区的首领由血缘或家庭决定，其他位置的指派则由忠诚的友谊和感(而非客观条件)来决定;依照传统，领袖对其自身行为拥有充分的裁量权，甚至是在现代社会，有些群体仍然保留了这一传统，如家庭、皇族、部落、小群体或街头帮派。传统组织通常规模较小，不拘泥于形式主义。
现代社会压制了传统，大力发展了“法律–理性”的定位。在既定的规则和法律中，权利、责任、权力、特权和声望都得到明确界定，个体按照自身资格得到选派和晋升。组织变得理性，便利于人们在高效高能的结构中进行工作。因此，理性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不平等、建立权威和控制工人。
韦伯将现代社会描述为官僚制社会。这些结构中的定位都被正式提出，并会根据它们的资格和责任进行排列。官僚制削弱了出身和血缘带来的不平等。组织里非正式的、传统的和情感的因素都被尽可能地替换掉，以便组织能够变得客观、有效且高效。韦伯知道这种官僚组织往往都达不到它的既定目标，但他相信，人们会发现高效率和理性化的不平等体系的重要性。对韦伯来说，这一趋势存在于所有现代社会中。
不论何时我们进入组织，这种官僚权威结构都会存在，我们必须按照该结构中的正式定位对号入座并知晓我们的责任权利。不管是传统组织还是理性组织，它们都会带来有意识的社会不平等，这些不平等都是由人们创造出来用于组织和控制其他人的。社会、社区、正式组织和大多数群体，这些结构都拥有法律、更正式的规则、明确的定位和资格要求。时间一长，我们的目标也就逐渐变成以有效、高效、客观和理性的方式来做事。
冲突意味着行动者彼此之间就他们所看重的事物进行争斗。凡有争斗出现之处，就会有赢有输，又或者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有些人可以更多地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一旦出现短缺状况，冲突就会发生:因为东西不够人手一份，没有人能够得到他或她所想要的。如果有人垄断了社会中有价值的东西，其他人望尘莫及，同样会引发冲突。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只要有人聚集了有价值的财产而其他人则一无所获，结局就会是短缺和不平等的分配。
理解权力的角色可以最好地解释冲突中的胜利。胜出一方必然比其反对者拥有更多权力，从而能在这场互动中获胜。这种权力也有可能是个人的(比如，基于他们的智慧、力量、魅力、武器或财富)。但在更多情况下，冲突双方都是组织、群体或社会，它们通过各自的优势权力获胜(如更高的效率、更多的人口、成员更强烈的忠诚、更先进的技术、更卓越的领导、数量更多的武器或更雄厚的财力)。
当一些人在冲突中获胜后，他们就能比其对手更好地达成目标。通常，他们会在胜利的基础上巩固自身优势进而获得更大的权力。最终，这些获胜者就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体系;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他们处于最顶层，文化和制度都被用来保护他们。这一不平等体系可以帮助他们(以及他们的群体和子孙后代)继续占据这一优势定位。由此胜利被制度化，即它们会按照社会运转的方式得以确立。胜利者创造了一个能够保障他们后续胜利的体系。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男人获得了更高的定位，所以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可想而知。当欧洲人来到美洲大陆后，印第安人被战争和疾病摧毁并被赶入保留地，于是一个不平等体系就在美国建立起来。企业家与力图保护工人的工会斗争，他们之间的冲突导致劳动效率下降。每个社会中都会有冲突，也都会有胜利者，它们的结果就是建立起种种不平等体系。
有三种冲突是必需的:第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身份认同的群体走到了一起;第二，对稀有资源的争夺或者是一个群体有机会剥削另一个群体(这两者都会引发冲突);第三，一个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权力，并能在冲突中成功地发挥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获胜者就一定是邪恶的和自私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成功者都有动力去维护那个让他们成功的世界。
劳动分工、经济因素、组织中的寡头政治、有意识创造的结构、社会分层、社会冲突，是它们造就了不平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诱因，那就是私有财产，即持有我们所赢得的一切这一权利。
权力、运气和能力会带来不断累积的财富和其他特权。如果可以平等分配有价值的东西(如特权)，社会冲突就会大为减少，不平等也不会变得如此制度化和持久化。但马克思提醒我们:在私有财产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到平均分配物质产品。人们可以拥有他们能得到的一切，但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其自身基本需求，他们逐渐渴求得到他人所拥有的特权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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