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用这句话教导别人的，表面上是夸赞对方的善行，实际上是鼓励对方对自己好一点。你要做一个好人，你要对我好，这并不仅是为我好，也是为你的命运好，你好我好大家好，这就是个好道理。
但真相呢？往往不好调查。人类命运的样本太繁杂，调查统计几乎不太可能，也没人做过这个工作。好人，用什么样的标准来量化，也是不好确定的，既然无法精确研究，那么，就暂且相信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模糊结论吧。
其实，这句话的反例无处不在。比如，我们还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好人命不长，王八活千年”。
历史上很多有名的好人，人生受尽折磨，最后横死他乡；历史上有很多大奸大恶，却享尽人间繁华，得终其天年。
“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何将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重读庄子《山木》篇，我会心一笑，觉得这老头实在是太可爱了。他打了个比方，从逻辑上证明材与不材、好与不好，与个体命运无关。
但儒家、佛家，都提倡道德，都提倡行善，这是什么道理呢？
从儒家讲，这与他们的理想有关，他们的目的是恢复周朝时的社会制度，以礼来恢复社会秩序。他们的道德是有层次的，也只从“人皆有不忍之心”作为出发点，用“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归结点，这个要求是比较低的，与现代所说的“好人”还是有距离的。
道家所说的道德，与人品关系不大，道是天地运行的规律，德是这种规律在人身上的体现。它存在的理论论据是天人合一，它表现出的境界是顺应自然。
佛家所说的道德，在本体上与道家相似。在实践中，主要体现在戒律上。在本体上，它还有更大的含义。
佛教认为，一个人只有解脱后，他的所有作为都是道德的，无一不善，这点与道家相似。但在社会功用上，佛家提倡得更明确。他们认为，当人人都为别人的时候，别人才都会为你。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状态，与我们这个世界差距太远，只能算是一种理想和努力方向，不能算是对现实的解释。
在未解脱的时候，许多行为都是不道德的，怎么办？用戒律来约束。通过约束行为达到约束心灵的目的，从而为开悟排除*的干扰。所以佛教戒律，在我看来，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了佛教的存在，以适应社会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世间社会的破坏性干扰。第二部分是为了自身的修行，克制自己的*和心理定势，让心灵摆脱身体和*的牵引，达到纯净自由的地步。
第一部分，是佛教存在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重要，所以佛陀临终时，告诫所有弟子，以戒为师。出家人，抛弃养育父母的义务，离开社会生产，有可能会成为社会的负担。比如唐朝中后期，大量人出家，让社会生产力受到了损害，就产生了灭佛运动，为了改变这种现象，中国才有农禅的出现，提倡“一日一作，一日不食”，也是为了适应社会生产，为了佛教僧团的合理存在。其次，佛教僧团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以减少社会的反感面。佛教中描述了许多成就者，他们拥有超人的神勇，但佛教经典给这些神通提出了边界：唯与刀兵与王难，不可幸免。为什么？刀兵是社会矛盾巨大爆发的产物，一个小小的社会僧团，是不可能阻止或者改变的，如果要强行改变和阻止这种人类“共业”，是要给僧团带来灭顶之灾的。如果僧人不守社会道德，老做坏事，就会被社会厌恶，不仅没有相信佛法，而且还会打击僧团，这也会造成佛教的灭亡和衰落。第三，用老百姓熟知的道德，来树立形象，提高吸引力，也是佛教扩大影响和吸引信众的方法。但这种影响也不能太大，僧团要自我约束对财富、名声的追求。如果影响过大，盛极而衰，也常有发生。比如唐代玄奘大师，名气过大，能力过强，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势力的侵入和嫉妒。他的弟子辩机和尚，一世英才，也未能将师傅的法门传承下去，因为名气大到公主都喜欢他，名气大到王公都嫉妒他，冲击了皇权，悲剧的命运当然不可避免，这些都在大师的预测之中，但他也无能为力。
第二部分，就是通过约束自身行为，来达到约束*的目的。真正的戒律，在生活上是极简主义的，身体的需要，只是满足生存就够了，甚至舍身求法也是提倡的。为什么？古人讲：吾之大患在于吾身。身体的有限性与思想的无限性，让人产生了*逼迫的束缚。要打破这种束缚，就必须严格控制*的产生，如此才会给心灵的发展，创造出一个不受干扰的纯净空间。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是这个意思吧？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不是判断一个僧人水平高低的充分条件，但应该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也有特殊例子，比如说济公和尚，这该怎么理解呢？
我们天天有人在感叹命运不公，其实是中了两个错误理论的毒。第一个就是道德决定论，第二个就是能力决定论。在这政治层面也有反映，叫德才兼备。
许多人抱怨的原因，在于自认为德才水平较高，为何不能成就事业。是不是社会太黑暗了？这是极端的现象。
更多的人稍微平和一些，大概会感叹到“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程度，常有怀才不遇之叹，或者自认道德优势，抨击名人的道德瑕疵，以充当民间道德裁判，在这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优势中安慰失意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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