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苏此时问到:“庄哥,此句话是不是可以改为:我们要致富,更准确些?”
大家都看着我,我回答:“要和能,一字之差,内涵区别巨大。对于小苏你来说,要致富肯定准确些,但更重要的是,确定能致富的信心,才是我们最根本的东西。”
“我也只想到要致富上,你说的能致富,是怎么考虑的?”李茅也提出疑问,说明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解释。
“国强民富,是正相关的,不要说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大家都有这个共识,就是国外的发展,这也是共识。在这点共识上,所有兴盛的王朝和其他国家都有,对今天的中国,不具备特殊性。所以,我们要致富,不算是特点了。但我们能富裕,这可是非常难得的,体现了今天中国的独特性。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落后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具备这种迷之自信,非常少见。正是这种自信,中国在保持中华传统的情况下坦然地面对世界,我们利用了西方的现代化,但没有被西方彻底改造,这是真独特。”
大家的目光中,我看出了不理解,但也看出大家对我的说法有兴趣。有兴趣就好办,不理解,可以打比方。
“我来举例,在座诸位,假设极端化我们的特点,就可以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人。比如我和李茅,可以称为保守派,无论怎么现代化,我们都想保留中国文化的某些基因,我们熟悉这个、我们习惯这个,当然我们有时也维护这个。这个保守,虽然也想富裕,也想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和富裕,一定是想做一个富裕的中国人,而不是想做一个世界公民。”
李茅点点头:“我不算保守,但我父母那一辈,是真保守。他们只想做中国人,不那么富裕,也可以忍受。”
“而然然和妍子呢?可以称之为现代派。只要能够现代化,做哪国人并不特别重要。这是世界公民学派,当然今天的所谓现代派,主要是指西方派,因为西方是现代化的发源地。西方的一切,都代表着现代化,所以,对西方文化的信任多一些,亲近感强一些。对中国的传统怀疑多一些,反思多一些。”
然然说到:“庄哥是打比方,用的是极限法。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崇拜西方,但我父母,却是极度的西式生活迷,尽管他们没在国外生活过。”
“然而,小苏夫妻俩,是实用派,只要能致富,管它中西,努力挣钱。所以,我和李茅、然然和妍子,折中自己的倾向,向你靠拢,我们成了合伙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最大公约数是:我们要致富。”
小苏笑起来:“那我们就是中间派别哟,所以大家才向我靠拢?”
“不,你不是中间派,我们三类人都隐约有个特点,内心相信我们能致富。我们相信政府能带我们致富,我们自己能够挣钱,对不对?”
小苏的夫人说到:“要不相信能挣钱,我们那么努力干嘛,等政府救济呗。政府要不相信我们老百姓自己能发财,要个体户干什么?全是国企大集体,平均分配呗。”
“精辟!”我不禁大加赞赏:“你说到根上去了,政府对民众有信心,民众对国家有信心。信心从何而来?难道不很特殊吗?”
妍子也说到:“是啊,发财还是要在中国啊,我在国外读书,有本事的,很多都回来发财了。我这没本事的,也算是试着赚了点小钱。”
然然也说:“对的,如果我在国外,就这几年,要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概率太小了。”
“那么,这种国家和民众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呢?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而来。第一,从历史的对比中来。近百年来,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对世界摧枯拉朽,无往而不胜。历史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日本,在工业化面前完全丧失了文化自信,完整而彻底地脱亚入欧,完全西化,进入到工业文明。抗日战争,是两种文化的对决,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对决。中华民族到了存亡之际,我们幸运地熬过来了,我们虽然有点侥幸,但毕竟没有完全丧失文化根基。抗美援朝,我们虽然惨胜,但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生机。这究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就不能简单否定了。但这些历史对比和经验,起码让我们没有简单地抛弃中华文化的特点,至少,它还有存在的空间和理由。我们毕竟胜过,对不对?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受过五胡乱华的冲击、受到蒙古元朝的洗礼、经过满清入关的考验,不也存在吗?因为,中华文明本身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允许革新发展的文明,所以,对外部冲击的耐受性比较强,所以生存能力比较强。这是我们五千年文明不中断的重要原因。”
李茅问:“这就是你所说易经的特点:生生之谓易?”
我点点头:“从哲学和思想基础上,中华文明就给变化留下了空间,这是它伟大的地方。第二,从现实的效果来看。政府的政策是不是让老百姓富裕了呢?是的。老百姓自己的努力有没有效果呢?是的。同样的中国人,在国外发财容易呢还是在国内发财?国内。我们全面开放,引狼入室,我们被吃了吗?没有。在我们民众富裕的过程中,虽然拉大了贫富差距,有人抱怨甚至泄愤,还发生过学潮事件,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比以前几十年富裕得多。挣钱的径无非两个,一个是分配,这是政府的事。但这也往往走向零和博弈,你多了我就少了。另一个是发展,这可以做到双赢,企业赚钱、人民有工作涨工资,政府税收好,这是多赢,所以,改革成功,就在于它是普遍增量的。中国人是最现实的,最现实的人最适合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有效性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每个参与者都是经济中的理性人。中国人的特点,完美地满足了这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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