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异性交配权。从哺乳动物到人，这是最古老的权力。但由于身体原因和思想守旧，他们既不能又没条件充分行使这一权力。身体原因不必多说，这里说说思想原因。因为旧道德的束缚和家庭单位经济关系的复杂纠葛，即使丧偶老人也难以再婚，作为情人的性伴侣又为他们道德束缚而无法成为主流。他们很多人还自认为是道德的守卫者，实际上成了以封建大家庭为目标的旧价值观的牺牲品。
2、公众话语权。过去老人因为阅历和知识丰富，能够成为年轻人的人生导师。但今天，大多数老人不具备导师的条件。一是因为年轻人普遍受教育程度高，二是因为在知识爆炸的年代网络助推着年轻人扩展了巨大的知识量和辽阔的视野。老人的“忠告”变成了多余的唠叨。今天的公众话语平台更多在老人不熟悉的网络世界，老人们习惯的社区评论和大字报式的话语表达已基本没有影响力。
3、家庭支配权。在农业社会，土地和房屋是历经几代人继承分配的，这就决定了老人具有对家庭成员的支配和影响力。但在农村空心化的今天，大多数土地和房屋无法成为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的生产资料，年轻人再也不愿意束缚在家庭作坊式的小环境，老人对家庭成员的支配权遇到了没有支配对象的困境。
二、?金钱至上的失落
饥饿和贫困伴随着中国大多数人的大部分历史，市场经济又强化了金钱的作用，人生目标体现为“发财”。虽然改革开放让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但老人们却是最为失落和不满的一群人。除趁改革大潮顺势而为的少数老板以外，大部分老人的发财梦已经破灭，出现了很多“端起肉碗骂娘”的现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取得金钱的方式。农业社会取得金钱，农民主要靠勤劳;计划经济年代取得金钱，工人主要靠肯干。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勤劳不一定能够致富，巧干才有钱赚。虽然他们骂“无奸不商”，但商人却是最早发财的群体。本来是“聪明人赚钱”，他们却认为是“老实人吃亏”，因为在封建愚民政策的惯性下，大多数老人把聪明与狡猾等同起来了。由于历史原因，掌握知识少、缺乏科学理性思维、怕“枪打出头鸟”而缺乏冒险精神的老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也没赶上”。
2、取得金钱的数量。“积谷防饥”是农业社会的储蓄观，但由于中国近年来的扩张式经济发展模式，导致高通涨，高储蓄率无法抵消财富的流失。多数老人缺乏投资理念和能力，财富增长极其缓慢，失落心态油然而生。而老人们必须面对城市化条件下的高房价、医疗市场化的高费用、教育产业化的高收费、货币扩张化的高物价，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今天，显得捉襟见肘，财务自由无法实现，很多人难以安享晚年。
3、金钱对比的参照。天下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古老的价值观，在毛时代一大二公被强化。但效率与公平从来就是两难的矛盾，今天中国的高效肯定牺牲了很多公平，这是历史阶段的必然。今天的贫富差距给老人们产生了巨大冲击。更重要的是，老人们亲历了巨大的贫富转换和相对社会地位的升降变化，给他们的思想造成了最直接的冲击。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本质上是权力等级观念）和攀比心态使他们不爱纵比爱横比、不比自己比他人。表现为：城市老人牢骚大、退休工人牢骚更大、下岗工人牢骚最大。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工人是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之一，最差的工人也能娶到农村最漂亮的媳妇，完全是“人上人”的姿态。但今天，如果单位效益不好，甚至下岗自谋职业，他们别无所长的话，在与身边人比较参照过程中，只能是眼看着自己相对社会地位一路下滑而无可奈何，甚至连老婆孩子都说自己没本事，既无面子也无里子，报怨社会和他人是肯定的。
三、道德判断的混乱
道德是对思想行为的价值判断，是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但道德作为上层建筑，从来就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漫长而发达的农业社会孕育了中国的传统道德，儒家学说所提倡的道德观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们，是与其学说高度适应小农业生产和封建集权统治有关的。西汉董仲舒用礼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关系，程朱理学更是把个人修养与道德推崇到神化的地步，所以说，中国有道德治国的传统，道德在老人心中的地位极其崇高。所以，在今天传统道德受到巨大冲击时，对很多老人的内心是极其震撼的。
1、道德基础的变化。经济基础和生产生活方式决定道德观念，在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过渡的阶段，传统道德必然会被扬弃。比如，传统的敬宗法祖的祖先崇拜，是老人地位的体现，接续家谱和重男轻女的血统传承就是老人们信奉的人生价值，在人口高度流动信息高度交汇的时代，对年轻人没有多少吸引力。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目标，只有少数人能够实现。大多数老人希望延续男权社会的传宗接代，好进祖先牌位，家谱万世留名。但在男女平等的现实中，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仅要求“尊老”的社会道德，也在年轻人行为中显得淡漠。
2、道德内容的变化。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是“仁”，它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前提下的。但根据哲学发展史我们知道，人之初，本性是非善非恶的，所以，“仁”只能作为道德的目标，而不能作为道德的前提。在所有国家市场经济形成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都会流行，这常常貌似“性本恶”，在约束“恶性”的法律制度没健全时，许多老人们常常感受到的是“世风日下”。“礼”为中国传统道德的表现形式，突出特点是固化等级，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公民都是平等主体，许多年轻人对老人的表面尊重都没有了，老人们感到巨大失落。公交车上多次出现的让座风波，本质上是这些老人维护传统“尊老”道德失败而产生的应激反应。由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决定了，中国传统道德是有区域和范围划分的。比如先是家人、再是乡邻、最后全社会。中国人历史地形成了对亲人最好、对老乡不错、对陌生人最差的行为方式，由于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以乡邻互助为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这一道德方式的合理性，加上生产力低下时期人们必须抱团取暖、封建专制时期老百姓公权薄弱必须宗族团结和乡邻和睦，才有生存空间，所以老人们总认为“亲情社会”、“熟人社会”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今天，以血统和地域划分关系已经没有存在价值了，道德范围应当更多体现在公共空间。有人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除了文革遗风的影响，更多的是因为传统中国没有普通民众的公共空间，也就没有养成尊崇社会公德的习惯。反而，在封建社会，打着“肃静、回避”的官员强行占用公共空间是人生成功的标志，所以，许多老人爱占社会小便宜是有心理补偿作用的。然而，社会主流声音看不到这些老人不良公共行为的历史原因，总是对他们大加批评，使有些老人更感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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