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征虏将军”印这个倒还不算什么，因为在明末之时，其本上重要位置的总兵，都可获得挂机将军之衔。如祖大寿在锦州，就敕封前锋将军，挂前锋将军印。再如前山海关总兵满桂，就曾挂征虏将军印，以及在后来真实历史中，敕封的平贼将军并授印的湖北总兵官的左良玉。此外，得到敕封将军号授印的有不少，象秦良玉曾得到敕封镇东将军并授印，其子马祥麟敕封骠骑将军并授印。
一众挂印将军之中，唯有马祥麟是以副总兵之职，挂衔为骠骑将军印的。
当然，他身份有些特殊，一来他是土司，朝廷赏其将军印多有拉拢之意。二来秦马两家，三朝以来对朝廷忠心耿耿，屡屡发兵勤王讨逆，为王先驱，这个敕封的骠骑将军，有很大原因是朝廷出于对他家族的嘉赏。
只是，皇帝要给自已加封为世袭的伯爵，这可不得了。话说从周代时，中国就有公、侯、伯、子、男、五爵制，而后世的西方贵族等阶制度，其实不过是按古代中国爵位名称翻译过来罢了。当然，因为近现代史中，西方的文明与科技十分强盛，远超满清治下的中华，所以世人反而西方爵位制度更为了解，有不明其故者，甚至以为爵位制度是从西方演变到中国的，是为大谬也。
这五等爵位，时历千年，基本没有变动，只不过到了明朝时，朱元璋嫌五等爵位太过麻烦，于洪武三年，定封爵之制，分公、侯、伯三等，罢子、男不置。
有明一代，受公、侯、伯爵者除功臣、外戚外，还有宦官子弟与少数民族首领。
受封而领铁券者，为世袭封爵，否则为流爵。袭封则还看其是否有诰券（诰券又称丹书，这便是丹书铁券的由来）核定世流降除之等。爵位世袭，或世代同袭此爵，或降等以袭，如封侯而世袭伯。
只不过，朱元璋担心封爵太滥，故强行并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予，故而，在明朝，连流爵都相当难得，更不要说还给诰券铁券之类的世袭爵位了。
要知道，原宁远伯李成梁，在东北与蒙古人打生打死一辈子，才换来这个伯爵之位，并且还是流爵，其子李如松并不能继承。李如松最终能封为宁远伯，还是因为万历二十六年时，时年五十岁的李如松，在与蒙古部落的交战中阵亡后，朝廷为了表其援救朝鲜与打击蒙古人的功绩，才追赠少保、赐爵宁远伯。
当然，到了南明之时，由于皇帝手下无兵无势，为了拉拢各地军头，才开始滥封爵位，导致朝廷那原本十分贵重的名爵，成为大街上的地摊货。
现在崇祯皇帝给了这般年轻的李啸，那世袭的伯爵之位，堪称十分难得的荣耀。
只不过，在李啸心下，真正最让他为之震撼的，还是朝廷擢升自已为登州府总兵官之职。
如果，朝廷只是擢自己为登州府的团练总兵官倒不算什么，此时大明各镇总兵众多，各地已渐成滥觞之势，象李啸自已，从前便曾是赤凤总兵。
让李啸完全没想到的是，崇祯竟会这般信任自已，给自已封的这个总兵官，竟然是大大违背祖制，给了自已军权与治权一把抓的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说好听点，算是个实权节度使，说难听点，无异是一个藩镇般的存在。
其实，对现在的李啸来说，崇祯将登州府交给他管理，他心头并没有多大的喜悦。因为现在已有台湾与济州的他，已不象前几年那般对土地极度渴望。
现在的他，除了只想获得那登州城以建造船厂与驻守水师外，对于获得土地贫瘠的登州府各州县卫所，兴趣并不大。
当然，皇帝能把登州府交给自已治理，却也是难得的好事。能得到更多的土地与百姓，李啸自是笑纳。
李啸心头，迅速地开始思量起来。
这崇祯皇帝，这般安排自已，却是究竟作何打算？
“李啸，还不快领旨谢恩。”中年太监一声低喝，让沉思中的李啸回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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