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从身体消灭一个人固然容易，只要把脑袋砍掉就基本不会活过来；但是要想消除在一个长期生活的社会环境中的影响力和惯性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就像是后世的土改工作当中，为什么一定要对地主们及其家人、帮凶进行公审，并揭露、控诉和判决的流程之后，还要戴帽挂牌游街示众；
这不仅仅是因为需要打击和折辱这些社会寄生虫阶级，也是在摧毁和消灭其在天然阶级分野中的社会属性；人类毕竟都是社会动物，基本上没有人能够脱离社会群体而独存下去。
而通过这些将贵人老爷们的体面和尊严，打倒、拖下来、踩在尘泥里流程和步骤。却可以让普罗大众意识到，原来这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也是一双眼睛一张嘴的普通人；也会害怕和畏惧，也会哭喊和告饶，也会在武力威摄下为了求活而做出各种丑态来。
就此粉碎和破除掉笼罩在相应士绅、土豪、大户和官宦身上，各种用权势、财富、宗族和其他人身依附关系，所世代营造起来的天经地义式的虚假光环和虚伪面目。
这样，就算是这些阶层有侥幸逃脱过去的余孽和残渣，日后想要重新在熟悉的乡里兴风作浪；拿着乡党、宗族之类的情由，蛊惑来蛊惑和煽动普通民众，也没有那么容易和方便了。
因为通过这些行为将他们存身的基础，拉到与普罗大众一样的水平线上；不再具有多少畏惧心理和从众心理的号召力了。而只能用一时恐怖手段或是利益来驱动。
但是既然都是被清算之后，失去了绝大多数赖以维系社会资源的死剩种，又怎么可能拿得出足够的利益来收买和鼓动别人了；更别说让人放弃重新安稳下来的生活拿命去对抗新政权，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和悖论。
至于恐怖手段，固然是一时可吓住一些胆小怕事之人，不敢与新政权合作；但是在长期既无后继之力有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又怎么对抗的过拥有成建制暴力机器的太平军政权呢。
因此，只要顺水推舟的稍加引导和宣传，反倒是会成为将地方新归附民众和人心，给推到能够带来安全和秩序的太平军政权这边的助力。
人同样是由适应能力和惯性的，在旧有事物被摧毁的依然无可挽回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让自己习惯和适应新政权带来的秩序和生活方式。
只要不是太过分的煎迫和压榨，他们依旧可以像是千百年来忍辱负重的祖祖辈辈一样，就此在安身的土地上继续的坚忍和维持下去。
而且这个过程还有另外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这数千名在地方工作中锻炼出来的三支队成员，也是很好的火种和苗子。
在他们见识和处理过许多残酷的场面和罪行之后，自然也有相应自觉不自觉的立场和觉悟；只要稍加强化培训就可转换成控制新占领地方的基层官吏候补。
然后，周淮安就可以回头过来，处理一下来自上游的异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