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木石：“国家之间的事往往是战略层面的事，这与我们国内人与人之间又有不同；国与国之间是国家精英在说话，更是实力在说话。这些精英的眼光之远，不是一般人能看到的，同时国家的实力也决定这些精英的智慧能否得以实现。所以纵然看到某些事情不合适，那也往往无可奈何。”
王三台：“你是说，我国之精英，其实也是看到了其中种种利害，只是无可奈何而已。”
朱木石：“话也可以这么说，谁叫我们国家又乱又弱呢。”
王三台：“也可以说，有朝一日，国家强大，有些账还是要算的。甭管它是谁，甭管它是哪个国家。”
朱木石：“要算！就是你不想算也不行，人家找你来算！如今倭鬼子鬼口大开，想一口吞掉我整个国家，这是眼前最大一笔账，先集中所有能用的资源把当前这笔账了结了再说，只要是能用的，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来的，能用的都用。”
王三台：“所以，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资源我们也要用。”
朱木石：“对，要用，他们的人我们要用，物资也要用。事实上这是一种互惠互利，从心理上我们也算不上欠他的。”
王三台：“说的有理，这不是放债和欠债的问题。”
朱木石：“对倭鬼这笔账，其实我党数年前就已经开始在算了。只是蒋校长跟不上时代的步子，看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只顾着自己的小算盘了。”
王三台：“这话从何说起？”
朱木石：“民国二十年，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民国二十二年，我党发表宣言，提出红军愿意与国民政府订立共同对日作战之协定，不过前提有三个条件：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其实这三个条件都不难做到。如果愿意共同抗日，则第一条自然就形成了：试问友军之间还有相互进攻的道理吗？至于武装民众创立义勇之军也是情理之中的：我们国家的军队与倭鬼相比太弱，发动民众，如此全民皆兵，有何不妥？至于第二条更是等于没说，这个怎么讲：国民政府奉行的是三民主义……，然而就是这三点，蒋校长都不答应。说他跟不上时代的步子，这不为过吧？”
“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一日，我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只要国民政府军停止进攻苏区，对倭鬼作战，红军即与之联手。并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通过商讨，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样一来，此前的三条内容，只余下了一条，第一条。然而蒋校长依然没能抓住机会。说他看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这一点不过分吧？”
“同年我党瓦窑堡会议，提出于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力量统一起来。次年五月，我党向国民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八月，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很可惜的是，蒋校长就是不回头啊！在全国上下一致要求抗倭鬼的情况下，依然我行我素。这才有了前年的西安之事。促成了国共的二次合作，共同抗倭鬼。如果说张学良将军放弃东北三省，不战而退，是民族之罪人的话，那么这次西安之事促成了国共合作，停止了内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如此，基本上可以说将功补过了。”
朱木石侃侃道叙，无慌不忙，语清言晰，一时间王三台不语，李燕高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