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王组长准时赴约，香港方面的律师安排的是一家离警局稍微有些距离的高档茶楼，马东他们对香港的消费场合并不清楚，但辛明宇告诉马东，这个地方消费很高，普通的警察，甚至王组长这个级别的中级警官自己是不会轻易来的，通常都是商人商务宴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比较个性化，老板对媒体记者等一律拒绝入内，本身虽然地处中环闹市区，但入口并不朝向马路，因此很受有私密事务商谈人士的欢迎。王组长肯定是知道这个地方的，来这里应该比较放松。
在包间里大家又重新见面了，王组长还带来了一位同事，竟然就是下午那位拿档案的制服女警，大家下午看走眼了，这位女警的年龄已经不小了，级别也不低了，而且就是王组长的妻子，原来也是重案组的刑警，结婚之后才调离到法务处。
由于下午已经见过面了，大家也算熟悉了，寒暄着落座，水灵和唐娜恭维着女警官的驻颜有术，马东则感慨着刑警总是内部解决婚姻问题，这样一来很快大家就拉近了距离，毕竟香港也是中国，中国人的思想交流方式永远是大同小异的。人情永远是重要的，再加上几杯酒落肚，交流就顺畅得多了。
这位王组长也是个直性子的人，喝了几杯，没有用马东多问，直接就把话题转到下午的案子上来了，他告诉马东，
“兄弟，我和你说，这个案子看起来不复杂，但牵涉的人物背景很深，亿万富翁的死亡媒体肯定非常关注，而且给我们的时间和调查的空间非常小，我们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上司也很紧张，要求我们必须精益求精，每一步都要有确凿的证据，而且还给了时间表，你是干刑警的，应该理解在这种条件下办案的难处。
下午咱们也交流过了，我可以拍胸脯说所有给你看的资料都是过硬的，拿到法庭上没问题，但结论我可不敢说，至少我不完全认可，我不是否定这个结论，而是觉得还要坐实才行。但恐怕我是无能为力，他们法务处已经要我们移交此案了，我老婆在那边负责审查重案组移交的文件。
尽管也提出了异议，但上司的压力很大，我们也没办法，关键是我们找不出其他可以推翻或怀疑这个结论的有力证据，所以也没办法。现在你们要独立调查，想来不会像我们这样受各种因素约束和媒体的监视，恐怕会好一些。这也是我今天肯来见你们的原因，通常我不会接受这种场合的，我内心里希望你们继续调查。我也想彻底搞清楚这件事”。
听到王组长这么坦率的开场白，马东赶紧再敬一杯酒表示感谢，接着他也说了自己的看法，“非常感谢老哥您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受人之托，平人之事，这是工作，另一方面，死者是我们这里平先生的好朋友，我们有义务查清楚，这是朋友的义。有您的支持我们就更有信心了。下午咱们交流的时候，我感觉在那个场合下，您似乎有些话没说出来，不知道您现在在这里指点一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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