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地减封八万石、缴纳罚银两万两、藩主毛利吉元前往江户谢罪自裁、家主之位由身处江户城为质的嫡子、大膳大夫毛利宗广继任。
尽管幕府的决议已经被信使带往萩城，但包括将军德川吉宗在内的幕府所有高层人员都一致认为，毛利氏很可能会置之不顾，而选择铤而走险，再次拒绝幕府的命令，并以武力相抗。
为此，老中水野忠之建议幕府需要做两手准备。毛利吉元接受幕府决议，那自然是皆大欢喜，事态将得以平稳控制。
但是，若长州藩胆敢暴起反抗，拒不接受将军命令，那么幕府就需要做好出兵的准备，以此来维护幕府和将军的权威。
出自御三家中的纪伊德川家德川吉宗在正德六年（1716年）4月继任将军后，便表现出不同于先代的风范。
因为是以旁支身份继任的将军，而幕府的旗本们大多为前朝遗臣，德川吉宗在继任后，便很快清除前朝势力。他罢免了侧用人间部诠房，并不再设侧用人，任命水野忠之、大冈忠相等人担任老中，将幕府权力逐步掌控在手中。
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同时也为了加强自身的权威，这位将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场机构精简改革，废除了旗本的官位和俸禄的世袭制，以此大量削减旗本数量。
他还提拔了一批在纪伊时就跟随他的家臣，将过去几代由侧用人（往往是有一群儒者作智囊）掌权的统治方式恢复到江户时代初期将军本人独揽大权的体制。
德川吉宗实施的内政改革中的最大难题，就是重建幕府的财政。随着新田开发几乎已经达到最大限度，矿山枯竭、金银产出量逐渐减少，进出口贸易的长期逆差，贵金属持续外流，再加上元禄时期的物价普遍上涨、灾荒频繁等诸多不利因素，都使得幕府财政长期陷入危机当中。
为此，德川吉宗在改革中采取的基本方针便是“增入减出，开源节流”。
享保六年（1721年）至享保七年（1722年）间，连年灾害导致歉收，不但国库的收入降到了最低点，连旗本的俸禄都发不出了。为此德川幕府除了向齐国紧急借贷五十万元，从朝鲜、吕宋、安南等地采买粮食外，还趁机发布“上米制”，即规定各藩上交的年贡为每一万石中需交给幕府一百石。另外，大名们“参勤交代”的时间也被缩短一半，以此减少了大名们在江户的开销。
同时，幕府发布“俭约令”，要求幕臣们节省各类开支的。后来，俭约令的对象扩大到各藩国大名，甚至对个人的生活消费，如婚礼上用几顶轿子这种事都进行了要求。不过，该俭约令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仍有不少藩国大名继续维持着他们骄奢豪侈的生活。
更让武士阶层为之欣喜的是，德川吉宗还恢复了德川纲吉时代禁止的鹰狩，不仅加强了幕府军队训练的强度，还仿齐国和北明模式，建立了一支全火器化的新军，部队规模超过六千人，极大提升了幕府的军事力量。
故而，面对长州藩可能存在的武力反抗，经过一番颇具成效的改革，幕府不论是从财力上，还是在武备上，都有充足的把握，可以将其轻松平灭。
甚至，将军德川吉宗对此还有几分期待，正好籍此机会没收毛利氏的长门和周防两个郡国的领地，杀一儆百，警示国内所有潜在的反抗势力，为后期谋划的“撤藩立县”铺平道路。
负责新军事务的若年寄泽田信弘向将军德川吉宗建议，提前派出两千名新军大铳部队进驻大坂，若毛利氏真的敢于抗命不遵，便可作为幕府军先锋，朝长州藩快速挺进，为后续幕府大军开路。
作为老成持重的辅政老中，水野忠之考虑的更加深远。他认为，长州毛利氏胆敢这般挑衅幕府，肯定必有所持。
要知道，长州藩领地的旁边就是被齐国人占据的下关。据悉，自从毛利吉元成为长州藩家主以来，就积极改善与齐国人的关系。在近十多年时间里，双方贸易往来不断，将无数的齐国商品转卖至内陆地区，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长州藩还通过走私渠道，从下关地区偷偷采买了许多火枪和火炮，积极发展藩内军备。水野忠之有理由认定，毛利氏肯定跟齐国人有所勾连，说不定他们之间还建立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军事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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