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年年底的时候，岌岌可危的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忽然好转了起来。
这不，被包围在邹县县城内的闻香教“起义军”，最终因为粮食耗尽的缘故，不得不于十月十九日向围城的明军投降，徐鸿儒本人虽然试图借着大队信徒投降时的混乱，悄悄潜逃，但还是被明军所捕获，然后被押完北京，并于当年的十一月，明正典刑了。
而在贵州方向，由于果断的采用了疑兵之计，使得安邦彦误认为新任贵州巡抚王三善“有众数十万”，正迫向贵阳，因此安部不敢与之交战，被迫主动撤离了贵阳前线，向北渡过陆广河，向大方等川贵边境地区撤退。
王三善部遂不战而解贵阳之围，不过此时，贵阳已经被包围了十个月之久，原来“城中户十万，围困三百日，仅存者千余人”。
只是，尽管贵阳已经残破不堪，但贵阳军民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这就使得安邦彦部叛军没办法席卷整个贵州，从而有效的压缩了水西叛军的势力范围，并使得部分苗仲、罗鬼部落对安邦彦反明的前景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为水西之变的彻底解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至于在四川方向，明军也对重庆和永宁叙永的奢崇明叛军实施了进攻，虽然还没有立刻夺回被奢崇明叛军占据多时的重庆以及奢崇明部老巢永宁，但也再次沉重打击了奢部的有生力量，为来年彻底收复整个四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更为重要的东北方向暂时也平静了下来，其实这主要得归功于熊廷弼果断的实施了焦土策略，从而使得经济上一直非常窘迫的后金政权不得不放弃越过数百里无人区，把势力扩张到辽西走廊的打算，转而更多的向蒙古草原方向用兵，以打击、削弱号称是黄金家族后裔的察哈尔部，并籍此招揽和吸收蒙古牧民，壮大自身力量。
但不管怎么说，天启二年年末的时候，大明似乎回光返照的出现了中兴的迹象，这就让执政的东林党人非常的得意，认为是众正盈朝的结果，于是便想趁着今年外计大获全胜的余威，于明年京察时再大显身手一番。
“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年后，赵南星、邹元标他们就要对三党下手了。”时任南京礼部侍郎的魏广微一脸阴沉的说道。“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已经被他们定为了四凶，肯定要褫斥了，甚至赵南星还要申明宪职，详加考堪，不使奸邪漏网，这话固然听起来是义正严词、一心为公啊，可是砍下来的刀，落在谁身上，那可是有前例的。”
魏广微说的这些是时任左都御史的赵南星鉴于巡按御史因“务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举劾”多不合实际、甚至将“贪者”说成“廉于伯夷”、“酷者”说成“惠于子产”的积弊，而向天启帝做的奏疏内容，这道奏疏中，赵南星还要求以后凡是巡按御史“差满”，要“将所举劾”，也就是让河南道御史“发单细访”、“必举劾允当而后为称职，否则即以不称职论”，籍此实现“惕然猛省，共图百姓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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