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倒数第二道防线前，苏俄红军猛攻三日依旧无法拿下。红军精疲力竭之时遭到了白卫军的反击，就如在波兰战役一样，红军败退了。
东北军的观察员亲自看到了战斗的全过程，在报告中，这些观察员们对红军的战斗力不吝称赞。哪怕是近乎送死的攻击，红军也发动了攻击，打的白军战线几乎崩溃。
但肉体凡胎毕竟是血肉之躯，白卫军依旧靠着准备完善的防御体系抵挡住了红军的进攻。而且天气愈发寒冷，木桩修建的防御工事的坚硬程度也随之提升。这让红军的炮兵们遇到了很大麻烦。
东北军司令部对这些报告很认真，却不是特别重视。红军进攻时会遇到的问题都已经被东北军考虑过，到现在为止，红军并没有表现出超出物理规律之外的表现。
所以东北军司令部针对一件之前有争论的问题进行了深度讨论。这次讨论没有正方，也没有反方。关于部队修整频率这件事没办法讨论，白卫军收缩防御之后，防御线上只维持了五个师。
整个50万白卫军可以对这条不到十万人的部队进行充分补充替换，任何部队伤亡到了10%，就可以立刻后撤，进行修整。虽然白卫军有各种问题，执行了这样的修整模式后，白卫军一线部队的士气始终维持在很好的水平。
反观红军，部队的士气虽然很高，但是持续战斗的影响却真实存在。即便充满了高昂的战斗意志，一支部队损失一旦超过20%，即便这支军队是红军，修整完毕，齐装满员的白卫军依旧能打穿这支红军部队的战线。
此事令东北军的政委们十分不快，但是现实就是现实。东北军的政委们不得不承认，精神力量在物质力量面前也不能进行非常简单明快的切换。
由于政委们遇到的问题如此强烈，何锐不得不召开了政委们的会议。在会议上，何锐直接讲述了政委们的工作，“知道为谁而战，并非单方面的自我满足。军队的战斗本身，是基于装备基础之上。所以，同等装备基础之上，才能考虑意识形态对于战斗的影响。我们未来的中国解放军，必然是一支尽可能武装到牙齿的军队。给这样的军队注入意识形态的力量，是为了完成钢也多，气也多的努力方向。”
政委们品味着这样的话，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何锐索性根据另一个时空新中国的发展，把政委们担忧的问题直接挑明，“如果东北以及中国解放的工业发展速度没能达成期待，人民就无法接受工业化带来的痛苦。很多同志或许有个误解，认为工业化本身是一个康庄大道，道路两边长满了奇花异草，道路本身则是平整无比，直通幸福的彼岸。我能说的是，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从欧美的工业化进程看，工业化对于卷入其中的人民来说，是痛苦和无助的，是根本不知道前方会发生什么的过程。”
政委们纷纷做着笔记。何锐的话并非空口白牙，政治课程所引用的资料，全都体现出了工业化带来的可怕影响。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每一个奴隶每天要采摘几百公斤的棉花。英国与瑞典的工业竞争，瑞典30%的童工死在工厂里，而英国的纺织业，工人在生产线上活不过三年。
这就是人类已知工业化的进程，也是东北政府力求在最短时间内，以最低代价通过的道路。
何锐则继续就战争进行阐述，“在排队枪毙的时代，军人们还能盲目开枪，生死全凭天命。现在我军的作战模式，部队要在明知道前方是敌人各种火力攒射的情况下，勇往直前，击破敌人。官兵们当然知道向前就有很大可能会死，这种时候，如何最大限度的降低伤亡，让官兵们理解我们为何而战，就是政治工作的目的。这种政治工作并非去创造不死超人的形象，而是帮助官兵们认清楚他们要做什么，如何克服本身肉体带来的怠惰。进而提升生存率，并且彻底击破敌人。”
何锐并不怕政委们感到沮丧。如果有这样的政工人员，正好赶紧让他们滚蛋。整治工作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人，既不是苏联那种自上而下的政工人员，也不是英法那种只懂得用空洞无用的说辞麻痹官兵恐惧的教士。
一战的尸山血海，绝不是因为欧洲国家的随军教士们有着把死人说活的能力，而是每一个参战的官兵都认为自己并非在为自己一个人战斗，而是在为整个国家奋战。
未来中日之间的战争，双方都是抱着同样的信念踏入战场。在这种时候，如何让士兵们在战斗中保持冷静，最大限度发挥出战斗力，才是决胜的关键。政工人员要做的正是这件事。
这边何锐与政工人员进行学习与培训，苏俄红军这边又派来了人员，购买更多的炮弹。其负责人已经不是返回莫斯科的越飞委员，而是一位颇有资历的红军干部。他自称‘卡特列夫’，何锐也无意打听这位明显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红军干部真名是什么，面对红军干部的请求，何锐问了一个问题，“红军知道白军的布置么？”
卡特列夫同志愣了愣，最终点头，“我们很清楚白军的安排。”
何锐连珠炮般问出了一系列问题，“卡特列夫同志，您能告诉我白军最近与红军作战的部队，番号是什么，指挥官是谁，其战斗特点是什么，战斗时间维持了多久。”
这些问题都是何锐对东北军演习中，对东北军中高级指挥官提出的问题。到现在，东北军的中级军官们已经不需要再听，就知道这是战斗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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