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是一座海滨小城，全城本地人就七万人上下。气候宜人，七八月份最热，但很少超过23℃；到了冬天一般也在0℃以上。这地方从十八世纪开始就已经有名气，雨果、毕加索、英国女王先后造访过，是欧洲人度假旅游的选择地之一。
旅游业旺盛的人气，渐渐带动戛纳的基建发展：有轨电车、豪华酒店、现代化的体育中心、邮局、学校等设施纷纷落地。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欧洲大陆上跳出来，会发现戛纳作为一个小城市，它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更多在于它所举办的电影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了。它不仅仅是中国电影的福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所代表的欧洲艺术电影派别，深深的影响到了中国电影的发展。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电影世界存在美帝和欧洲两大中心；后者在没有进入到工业大片时代之前，并没有明显的输于好来坞。
七十年代末，国内开放之后，电影界最先感受到了一股拂面春风，电影创作者们在题材和类型选取上大胆模彷西方先进经验，试图奋起直追，“苏派”全面退出影视教育体系。当时的创作者们面临着向“美国”学习还是向“欧洲”学习的问题，这是明显不同的两个方向。
众所周知，后来选择了欧洲。
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国营制片厂较好的出路是拍摄大规模工业片，发挥成本优势，以量取胜。
但在当时，由于国营制片厂解决了电影拍摄的资金问题，很少真正承担市场风险，使得事情恰恰走到了反面，一批完全不在乎市场行情的电影诞生了。
国产片进入到了黑铁时代。
这个分界线要到什么时候才划下呢。
一说是冯大炮的《甲方乙方》；一说是张一谋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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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当天，《重返十七岁》剧组稍作休整，方沂带着主创出现在戛纳海滩上。
这是一片扎满帐篷、充斥着睡袋、吃食，全世界各地来的电影爱好者，以及他们留下来的手套的一片海滩。
每年五月份，由于电影节的举办，戛纳的酒店房间价格会高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四位数甚至是五位数一晚上的房价是常态。各种最基本的食物也昂贵得可怕，即便是老欧洲正黄旗的年轻人们也承受不了，这些影迷大多自带干粮和水，临时组队，“每天不知道自己从哪里醒来，也不知道今晚上会在哪里入睡”。
这和音乐节遍地的迷幻药品很相似。
导演们也有穷游的，比如王小帅宣传《青红》的时候，因为付不起机票钱，不得不缩减来戛纳的人数。
相反的是，《无极》在戛纳宣传期间相当豪华，准备了上千万的预算。当时电影的制片人是陈恺戈老婆陈虹，她向记者透露，“为《无极》宣传准备的豪延上，每一位来宾的用餐标准是900欧元……”
给钱的是谁呢？
韩三坪啊。
初出茅庐的韩三坪飞到了戛纳，打算给自己镀上一层金光。没想到遭遇了一次耻辱级的大败，尽管900欧元的用餐标准吸引了全球258家片商，但这些片商吃完饭之后，只留下了不到一百万美金的购片合同。
中影在“丧事喜办”这方面很有天赋，并不是第一次这么干。回国的《无极》剧组当着记者们玩起了文字游戏：
“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发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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