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希利组织开始研究怎么去抢占未来，从而对华夏形成超常规压制的行为相比，南岛方面的行动显得极其“小家子气”，他们还在为所谓的“心战”取得重大成果而欢欣鼓舞，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扩大化的舆论，从根本上，就是可以放任的结果。
在讨论逐渐发展到最顶峰之后，所有的舆情最终汇聚成了一种声音：
华夏官方不关注民众的死活，置民众健康于不顾。
为了证明他们的这条论据，网络上突然开始流传起一张汇聚了大量历史案例的长图，其中涉及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点，狂热的追随者们到处传播这张长图，试图去说明这个国家的社会环境已经烂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
虽然只要稍加理性分析便可以简单地指出这张所谓证据的荒谬之处，但在舆论的狂潮下，两种其妙的传播学效应开始发生了作用。
第一种，是幸存者偏差。
那些有能力对所谓的证据和舆论进行理性分析的人，往往具备更强的独立思考能力、也具有更理性沉稳的性格，同时，这样的特质让他们在社会中承担了相对来说更重要的角色，理所当然的，他们被分配了更重要、更复杂的工作。
于是，他们的闲暇时间便自然而然地减少，在这样已经相对较少的闲暇时间之下，他们更倾向于去关注真正与自己相关的现实话题，而不是一个空穴来凤、显然会对自己的时间造成浪费的扯淡话题。
或者用一种更简单的话语来描述：有能力去辩解的人没那么闲，他们不屑于去辩解，而没有能力去辩解的人，往往就沦为了被带节奏的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留在网络和舆论平台上的那些人，往往就只剩下狂热的节奏制造者，以及被裹挟其中的、想要反抗却力有不逮的普通人。
幸存者偏差就此形成，最终的结果就是，网上的节奏全部偏向于节奏制造者一方。
然而，这还不是最终的结局，因为传播学的另一个效应，是在幸存者偏差形成之后才开始发力的，那就是“沉默螺旋”。
“沉默的螺旋”这一词最早出现在1974年《传播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它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那么人们将会下意识地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大众化”的、“正确、合理的”。
反之，如果人们并未看见自己赞同的观点，或者说即使看见了但是没有多少人的支持，甚至遭受了不少人的抨击、辩论，那么人们将选择保持沉默不发表自己的观点。
也就是说，当“节奏”在舆论平台上占据主流的时候，参与到节奏中去的人数会越来越多，他们所发出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当这种声音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些幸存者偏差之外的、本来不想发声，但迫于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而需要发声的人再想发声，就已经来不及了。
至此，沉默螺旋正式形成，舆论的议程设置彻底被左右，风潮开始形成，并且难以逆转。
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想要去改变议程，就只有依靠强有力的外部力量来介入，比如官方、比如第三方监管者。
但，在当前的节奏下，有一个天然的缺陷注定了即使官方下场，也没办法去改变议程，那就是，这个议程的不可证伪性。
我说你做的不好，你怎么证明你做得好呢？
你自己就是裁判，裁判拿出来的证据，难道有人会相信吗？
我说你是结构性压迫，你要是想证明不是结构性压迫，就必须进行结构性的升格，让所谓“受到压迫”的一方获得极为显著的优势。
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这并非坏事，因为媒体和舆论的作用就在于推动社会的发展。
但是，在当前全面互联的舆论环境下，这样的策略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那些节奏的发起者，永远不会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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