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说去，图穷匕见，原来李素的最后一步“演戏”，还是想旧事重提，把修淯水-澧水运河的事儿，正式提上日程表。
这里面着实有些阳谋了，荀攸和法正听完后，都能感受到，其实李素修这条运河，从纯军事价值角度来说，不一定完全能回本。
诸葛亮说“即使有了水陆两用大篷车，还是得修这条运河”，明显是在为尊者讳，给自己的恩师的决策帮腔。
刘备作为“仁君”的人设，在征发民力大规模修运河方面，肯定不能像隋炀帝那样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不给点借口逼一下，未必下得了这个决心。
但如果在战争年代的动员体制下不做这个事儿，到了和平年代其实更加难以动员了。因为可见的直接收益没那么大了。
李素想挖这条运河，目的当然是进一步把大汉朝的西南地区与东北地区紧密连接起来，让汉朝的朝廷中枢，未来可以更高效地调度荆楚和蜀地的资源。
益州的物资，在西汉的时候曾经通过蜀道连接关中，对朝廷颇有助益。汉初文帝把邓通弄去蜀地开铜山，富甲天下，景帝武帝的时候卓王孙司马相如那些家族，多少蜀地豪商都能襄助国用。
不过，东汉之后，因为朝廷要调集物资的中枢从长安东移到了雒阳，蜀地的物资就很难直接供应到中央了，只能输出铜钱。后来的朝代蜀地铜净输出缴税花完了只好用铁钱。
后世杨广的大运河，也只是把东南和北方紧密连接起来，解决的是扬州或者说吴地的割据倾向，缓解东南六朝的历史遗留问题。
但蜀地的割据倾向，杨广并没有解决，可能是因为隋之前的北周末年，南朝梁-陈交替的过程中，北周已经把蜀地夺了。南朝最后一朝的陈没有拥有蜀地。所以隋初蜀地已经暂时被北朝收复了几十年了，统治者觉得问题不大。
可后来的历史证明，蜀地的割据倾向一直还是有的，历史上后来宋朝的君主见识了五代十国时前后蜀两度割据的教训，也想过这事儿。
只是宋朝是“士大夫共治天下”，君主没法独裁，也没杨广的魄力和动员能力，加上当时修这条短短四十公里（八十里）的运河时，遇到了一些工程困难，所以没这个决心搞到底。
按照原本的历史，这条穿越方城垭口（汉朝叫堵阳县，位于博望和叶县之间的山坳里）的运河，一直到20世纪末，“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时，才下定决心修完。
现在李素建议修通这条运河，益州种田多年的物资，就能直接顺着长江运到南郡，然后甚至都不用去武昌，可以从南郡直接到汉津口然后逆流到襄阳——
因为汉末云梦泽、夏泽、夏水这些航道还没彻底淤塞，之前孙策偷袭南郡的时候甚至都走过。走江陵到汉津，能比绕武昌再额外节约往返九百多里路。
然后就是从襄阳转入淯水经新野入运河、经昆阳后沿着颍川到鸿沟。蜀地积蓄多年的富庶物资可以支援黄淮战场的消耗。
也就是说，益州的物资到江陵集结后，有新运河的情况下，走北线从江陵到许昌，总里程才刚一千里出头。
没有新运河，走长江继续顺流而下、濡须口转合肥转寿春，是两千八百里。如果寿春再绕回来到许昌的话，逆流走淮河和颍川，还有八百里——当然实战中肯定不会指望围攻许昌的时候，要从合肥运粮过来，那太夸张了，沿途八百里敌占区都已经先凿穿了。
但不管怎么说，益州物资往未来的司隶中枢地区调运，新运河节约两千多里水路路程是肯定的。
而且，不能因为历史上后来宋朝放弃了修这个运河，就觉得这个运河不重要，因为那就等于倒果为因了——
宋朝的时候，江南吴地的经济发展已经很好了，而且朝廷放弃了一贯建都雒阳，东移到了汴梁，就是尽量靠近鸿沟，靠近大运河，吃漕运来保障首都。吴地够朝廷吃，也就没必要非得再降低蜀地物资到中枢的损耗。
另一方面，运河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并不是“这里已经发达了，所以运河修过来掠夺这儿的物资”，而是“先把运河修过来了，所以运河沿岸才发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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