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原仲麻吕对于曰本历史的影响，几乎可以对标汉人的王莽。
曰本人开始反思：只要一个人臣还没死，谁知道他晚年会不会造反？会不会晚节不保？会不会出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的情况？
所以，不管功劳再大、德行再好，一定要等死了之后，不可能再做坏事了，再给追封为圣。
当然，此后那一千多年的曰本历史里，也不是完全没有例外，但都是有非常完善的保险制约的。
比如一共两次例外，
第一次是给源方子太皇太后，她是当时天皇的祖母，天皇就是她立的，她也没有其他男性后裔在世了，不可能废除天皇另立，豁免了谋反可能性，这才给她活着时封了正一位。
第二次例外，已经是明治维新结束后、明治天皇给临终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封了正一位。当时三条实美虽然没死，但已经重病在床、医生看过说他绝无可能再痊愈了，天皇才出于对现代医学的信任，在他断气前给他开恩，
这也是奖励三条实美帮助实现了“大政奉还”、在幕府了八百多年后让天皇重新亲政。毕竟此前八百年都没人有如此功勋，破个例也说得过去。
这一点，中原汉人后来其实也有醒悟到，毕竟“盖棺定论”这个成语就是汉语的成语，只是反应没那么快，基本上是到了唐朝后期，统治者才渐渐注意到。
中间南北朝那么乱，正统性神圣性崩塌，活人称圣的比比皆是，大家都自大狂妄不已。
皇帝有给自己乱上尊号、太上皇当了不够，临死还要疯狂一把传位给孙子、让自己当太上皇、自己当“无上皇”的。
军阀武将弑君篡夺成功后，有瞎搞自封“宇宙大将军”的。
南北朝这些历史的倒车、这些对神圣性的注水贬值，都导致汉人一直到隋唐，都对正统论和“如何维护神圣性”不怎么重视，很多时候都是在和稀泥。
相比之下，曰本人没有改朝换代的乱世，这方面他们反而总结出更好的经验。李素要建立长治久安的朝代，当然要博采众长，不管原本历史上是不是蛮夷先总结出来的，只要能为他所用，他就用。
……
除了“盖棺定论”之外，李素强调的封圣第二注意事项，就是前面所说的“封圣不及子孙，不能给子孙好处”。
道理前面也说过了，刘备也能理解，这条就很快过了。
好在这一世的孔融已经在曹操的大清洗中死了，刘备也没追封考证承认过天下还有哪个姓孔的文人是确凿无疑的孔子后人，所以这一世不仅李素的子孙不能从封圣中获益，连衍生公也不可能出现了。
以后凡是自称孔子后人的，肯定都拿不出家谱，如果还非要吹嘘，那就当妖言惑众抓起来。反正官方的认定态度是“孔子的嫡系有据可考的传人，已经没有了，剩下的也都是旁支末裔，不配奉祀”。
而李素对刘备说的第三条、也就是最后一条补丁，是针对东汉早期，汉明帝汉章帝试图通过“去太学讲学”来塑造自己“既是世俗君主，又是儒家新圣形象”的弊端的修正。
李素也承认，皇帝要成为信仰和实政的双重领袖，确实有好处，但明帝章帝演过了，也高估了后世子孙的抗风险能力。
既然有了失败经验，肯定不能照搬。
而李素的改法也很简单：现在不是已经从察举制改成科举制了么？雒阳的太学，可以渐渐调整功能，未来肯定是要逐步向历史上的“国子监”过渡的。
既然如此，科举下的太学/贡院，性质逐步从教学往考核转变，那皇帝还讲什么课？
以后，在科举的考试环节，最后加一道殿试，皇帝亲自最终策问几个问题，把关一道，那不就是用“天子门生”这种后人都很容易理解的办法，来取代汉明帝、汉章帝那些吃力不讨好、对皇帝本人儒学素养要求过高的操作了么。
说句题外话，殿试这个制度，李素之前在科举的早期雏形改革里，一直还没提出呢，并不是一般化的制度，最多是皇帝偶尔基于“唯才是举”，对个别特别牛逼的人才，要策问召对。
李素当时不敢改太大、太伤筋动骨，也是本着一开始要极简主义、把天下士人对科举制的反对力量降到最低。
现在天下太平了这些年了，今年又要开恩科，这一科开始，把殿试形成固定制度，也还不晚。
刘备听了这个建议，也是大喜称善，同时稍微仔细想了想，也是忍不住苦笑——原因无他，主要是大汉搞的科举制度，相比于原本时空的早期科举，录取规模实在是大得多了，皇帝要亲自殿试询问鼓励每一个录取人员，那工作量也就大了很多。
毕竟，原本历史上的科举，录取出来都是县级的官员。但现在刘备和李素搞的科举，连“县分局”那些官员，都要考试录取了。
天下一千多个县，基层官员能上万，哪怕每十年、二十年轮流换一次血，皇帝到了大比之年，也得亲自召见少则五百人、多则上千人来谈话、赐宴。
哪怕每个新官说三句话，那就是三千句，皇帝也累啊。哪怕不过脑子，说三千句“爱卿辛苦了”，那也会口干舌燥的好不好。
刘备已经开始担心，将来他的子孙有没有这个精力来如此勤政，每次考试之年都做好跟下面的人聊三千句天的心理准备。
要是精力不济或者遇到怠惰的昏君，估计得想办法群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