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一听脸色也变了，正像西太后听到革命党和维新派一样。立即派侦探严密监视段世垣的行动。侦探们一会说他是黄兴派来的**队长，一会又说他和白朗的军师另一国会议员凌钺秘密通信。
很快，这位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而总统府那个秘书则宣告失踪。
此后，总统府加强了戒备，还换了出入核验的腰牌，并要粘贴使用人的小照。
白朗的起事，说到底是农民起义。在民主革命中，做为阶级的农民，并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谁都知道，农民起义的最高成就是用新的封建统治代替旧的封建统治。
在世界上，中国封建历史差不多最为漫长。学者们在探究其原因时，有人提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在中国的历史上频发。道理很简单，如果农民起义能够实现改朝换代，一般会使阶级矛盾得以缓和。而战乱总要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导致物质生产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出现不同程度的倒退。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因，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地提高。
也就是说，总得说来，农民起义是把封建统治维持在一定秩序内的力量。
由此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白朗的起义本身肯定是没有前途的。但是，在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中，对于类似于白朗的起义，革命党人如果善加利用，是可以发挥同盟军作用的。
从规模上看，白朗的起义并不是很大，所以影响那么大，一方面是袁世凯**从上到下的对其的无限夸大；另一方面，白朗军所以得到很多民众的拥护，说明袁世凯的这个政.府，是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几乎所有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都是尊孔的。克制自己，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封建礼仪、道德和纲常、维护封建秩序，孔子的儒家思想无疑迎合了封建统治的需要。
民国成立前，保皇思想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就发表《共和政体论》、《救亡论》等文章，大谈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民国成立后，他大肆攻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认为中国的危机和混乱都是革命党人造成的。宣扬只有恢复旧制度、旧秩序、旧道德，才能拯救中国，挽救危机。
他认为，只有尊崇孔子、孔教，才能做到“人心有归，风俗有向，道德有定，教化有准，然后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之”。
因此，他把尊孔当作头等大事，四处呼吁恢复尊孔、读经，要求定孔教为国教。
一九一二年十月，“孔教会”在上海成立，康有为被推举为会长。
康有为在给孔教会的电文中说：“昔法人越南之岁，仆考万国教俗，独居深念，中夜涕零，深虑据乱世之经说，大教将坠于地，乃发大同太平之新教，至戊戌开孔教会，曾上奏。去岁夏，际亘古未有之变，俎豆废祀，弦诵声绝，大惊深忧，乃草序例寄门人麦孟华、陈焕章，令开会沪上。”
《孔教会开办简章》规定：“本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昌孔子之教，聿照中国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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